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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細節加工不夠，真人的影子較濃。小說發表後，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怕校長報復她。結果，那位校長見了她總是笑，一反常態。其實，那篇小說雖然也有點批評，卻沒什麼刻薄的嘲諷，因此校長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這樣她才放了心。

處女作發表後，她仔細考慮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等問題，並用自己第一次創作的感受，去印證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這樣，她開始了寫作生涯。為了保證有充裕的寫作時間，她辭去學校工作，到蘇州當家庭教師，為一個初中學生補習功課。這時，她認識了蘇州東吳大學學生——作家、文學翻譯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個有才華的文學的青年，他從事詩歌和小說創作，已經出版了一個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那時朱雯在編輯文藝刊物《白華》，當時的知名人士鄭伯奇、綠漪（蘇雪林）、趙景深、嚴良才、汪錫鵬也都撰稿支援《白華》。

1931年春天，巴金到蘇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羅洪對巴金剛在《小說月刊》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滅亡》很感興趣。她覺得《滅亡》是巴金運用自己特有的表現方法來表達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跟巴金一起的還有研究歷史的楊人（木便）。當時巴金只有二十七歲，比較沉默，但待人熱情而誠懇，他正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這一年她與朱雯（王墳）合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

那時，朱雯愛讀沈從文的小說，且經常得到這位來自湘西、當過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指點青年進行創作的長信，每每讀了沈從文寫給朱雯的這些信，羅洪都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發。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義憤填膺，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朱雯以應屆畢業生的名義，透過鄭伯奇的介紹，邀請上海大道劇社來蘇州作宣傳演出，主要演員有鄭君裡、周伯勳、劉保羅，還有女演員胡萍，演出了《亂鍾》、《放下你的鞭子》等優秀劇作。在三天演出中，羅洪做接待工作。這一抗日宣傳活動受到警察當局的嚴密注意和干預，幸而事先得到訊息，通知他們逃跑，否則就很可能被“一網打盡”。這件事，使她對社會現實有了新的認識。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她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小說《水》，寄給《小說月報》，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閘北一場大火，燒燬了編輯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離開蘇州時丟失。後來，她將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了短篇小說《到哪裡去》。

1932年春，她與朱雯在上海結婚，他們的請柬印得新穎別緻，趙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事；婚後住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桃源村，做了王瑩的鄰居。當時洪深正為《晨報》主編《每日電影》副刊，朱雯被邀約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藝術理論文章，羅洪繼續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同年8月，他們回到家鄉。

在殘酷的歲月裡，中國一片黑暗，帝國主義的侵略，當局的腐敗，各地災荒連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年輕的羅洪，懷著一顆同情與不平之心，在她寫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廣闊的社會。她家雖住城鎮，卻在農村有親戚，因此與農民常有來往，這使她瞭解不少農村生活，聽過不少關於農民生活的故事。她當家庭教師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進一步認識了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與壓迫。一些中小地主對農民盤剝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這在《到哪裡去》和《稻穗還在田裡的時候》兩個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寫長篇小說的前後，羅洪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多發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和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週報》等刊物上。王統照看了她這時期的小說後，曾寫信鼓勵她，說她的小說嚴謹，且善於刻畫。1935年，上海未名書屋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腐鼠集》。關於這部小說集的書名，羅洪說：“這個書名，當時我起得很得意：《莊子》上有一段話：'夫（宛鳥）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宛鳥）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覺得用'腐鼠'來比喻我這些不足道的文章還是十分恰當的。”這是她謙虛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裡說，書中的故事都是社會給她的一個悲哀或個人生活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擴大起來，便成為筆下的小說。羅洪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從她在文壇上邁出的第一步，便把國家的命運，大眾的命運，視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