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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有對敵人的鞭笞、控訴，對革命的嚮往、追求，對鬥爭和往事的回憶，個人感情的抒發，旅歐、赴朝的記錄，對戰爭的憎恨，對和平的熱愛，以及祖國的偉大變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交織成的人類的愛。這些散文，是白朗靈魂的鏡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閃光的腳印，是她成長的記錄。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時有不測風雲和狂風惡浪的驟起。正當白朗勤奮寫作和工作的時候，於1958年春，在反右鬥爭中，她被誣為有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通天翻案之“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所謂“天”，係指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1956年，白朗為了潛心創作，避開會多、運動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這時，恰恰周總理和鄧穎超也在那裡。他們問白朗：為什麼要批判丁玲。白朗講了從1955年以來對丁玲批判鬥爭的情況，還表示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認為這種鬥爭太過了，不同意對所謂“一本書主義”的批判，“在創作上，我自己就是抱著爭取多為黨工作而寫作的，那就是要為人民至少寫出一本像樣的書。”當時，鄧穎超說：“在我們和丁玲的接觸中，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她是一個反黨分子！”她還非常感慨地對白朗說：“老頭兒（指總理）時刻關心運動，他也憂心出現老毛病：上邊要什麼，下邊就給什麼……”這句話，正切中了反右鬥爭錯誤的要害。白朗雖沒有對誰重複鄧穎超的話，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劃成右派分子。羅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發表的《還是雜文的時代》進行大規模的“再批判”，也被錯劃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們蒙著奇冤，被趕出北京，送到遼寧阜新煤礦勞動改造。當白朗離開北京的時候，她滿懷激憤地預言道：“有一天，我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因為我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輩子的決心從未動搖過。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黨，也決不會拋棄一個真正擁護馬列主義的共產黨員，肯定有那麼一天，我仍然會肅立在黨旗下面盡情高唱《國際歌》，黨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獻出我的生命。”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難中的自白！

悲劇就從那時開始。在“階級鬥爭”中人人自危；中國，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渙散人心。安定、強大、繁榮的國家是這樣“鬥爭”來的嗎？

阜新，中國最大的露天煤礦，她像一位健壯的母親，敞開黝黑火熱的胸懷，迎接自己忠誠的兒女。白朗同礦工一樣下礦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級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說：“在我們煤礦，還從來沒有見過女同志下坑。我們都夠嗆，而她卻和我們一樣……”

白朗，沉默著、勞動著；她沒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變成一塊燃燒的煤，也投入祖國的建設之中。後來，她被調到阜新地毯廠（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氣腫和氣管喘息，在這沉重的勞動中加重了。疾病摧殘著她，勞動折磨著她，政治壓迫著她。在三年半的時間裡，她在勞動上花費了勞力，但卻沒有得到半分報酬，連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錢。

逆境中的人，時刻都受著大山一樣的壓力；心，就像泡在苦水裡的蓮子，人生，那是多麼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戰士，仍然樂觀地勞動著，她同青年女工一樣，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織地毯，把自己的白髮也都織進地毯的花朵。

幾年熬煎後，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調到阜新市文化館看稿子。這時，她振奮起來，創作激情襲擊著她，她要創作了。白朗從不空發宣言，她是一位肯於實踐的人。作家、藝術家也許都有一種習慣：任何時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藝術構思。那幾年，白朗如同被風暴拋入大海的一葉小舟，但驚濤駭浪終究沒有吞沒這位堅強的戰土，她是那樣執著地愛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勞動中，她積累了生活，相繼發表《少織了一朵大紅花》、《溫泉》等短篇小說及《在起跑線上》、《紐帶》、《火花》、《管得寬小傳》和《跨海訪師記》、《黑海紅帆》、《人·物質·精神》等報告文學。那時，她雖然摘了帽，但畢竟還有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編輯無情地打回來，但她從不因此灰心，在低壓的氣候裡頑強地生活。心，向著理想的世界；筆，寫著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無情地破毀著共產黨領導人民流血犧牲建造的家園，摧殘著法律、正義和真理。白朗和羅烽，被關進中共遼寧省委“學習班”，挨批、挨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