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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懷裡。”
葛翠琳是班上最用功的一個,也是班上功課最好的一個。那所小學是她走向人生的第一步,給她的印象極深,她回憶說:“有一天下課鈴響了,同學們湧出教室,玩跳房子、踢毽子、滾鐵球、拍皮球,嬉笑打鬧,一片喧譁。操場上僻靜的角落裡,圍著一堆大同學,她們坐在跳高欄的旁邊,聚精會神地讀一本書。我好奇地跑過去,站在旁邊聽,立刻被那激動的聲音吸引住了。書裡講一個東北孩子,到處流亡,如何懷念家鄉,盼望抗戰的勝利……聽故事的同學熱淚盈眶,念故事的同學哽咽著,時時中斷了朗讀。我低著頭,止不住的淚水滴落在沙土上,彷彿校園裡一切聲音都消失了,只聽見那個流亡的東北孩子訴說著祖國的苦難。突然,有同學驚慌地跑來,叫著:'日本憲兵查學來了,快,把書藏起來。'大家慌亂地把書埋在跳高欄旁邊的沙坑裡,有人還在上面踩了一個腳印兒。同學們站在老師身旁,望著日本憲兵和翻譯官走進教室裡進行檢查,校園裡一片寂靜……”後來葛翠琳用小手曾數次翻遍沙坑,那本書終沒有找到,既不知書名,也不知作者,但她找回了本能的愛國之心、正義感和同情憐憫之心,那個東北孩子一直在她的腦海裡,日本憲兵搜查時的那種恐怖也一直在她腦海裡。
一幕幕小學生活,那位女老師和那些小同學,那些不能忘懷的往事,都像閃爍的星光,這種天長地久的人生饋贈,一直保留到現在。
二
小學畢業後,葛翠琳到北京求學,因考試成績優秀而得以進入北京崇慈女子中學免費學習。為了學習英文,她學習英文字《居里夫人傳》。居里夫人的學習毅力,獻身科學的精神,強烈的愛國之心,第一次在她面前豎起一塊人生路標: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立志苦讀理科,獻身人類科學事業。然而,在共和國的黎明之前,年輕人的激情把她推入了迎接太陽昇起的熱烈人群之中——在北京崇慈女子中學畢業前夕,她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參加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回到中學裡積極參與組織讀書會,辦圖書館,閱讀各種進步圖書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組織理化實驗小組,團結進步同學參加學運。
中國特殊的歷史命運,終於把她同自然科學分開,高中畢業她考取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之後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她參加歌詠隊,演戲,自編自演,開展各種文藝宣傳活動,於是不知不覺,便和文藝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命運之舟終於也將她載入另一個港灣,使一個曾經立志要當科學家的少女由一個也曾經喜歡童話故事的孩子真正走進了童話之中——那裡風和日麗,美麗的沙灘上戲要著無數天真的兒童少年。她愛那個港灣,因為她愛少年兒童,因為那裡是人生的起點,從那裡,孩子們可以高揚起真善美的風帆,將人生之舟駛向大海,懷著真善美的信念走向世界。
在那裡,葛翠琳一呆就是一生。
她終於離開學校,走進了文藝界。1949年至1950年,她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北京《新民報》、《北京兒童報》等處發表了《千百萬老師》、《燈下語》、《家信》等詩歌和散文。之後,她又發表了一些童話和劇本。五十年代葛翠琳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組的活動,老作家曾給她許多幫助和指導,使她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許多故事一下子都浮出了記憶的海面。那時她常去農村,“在秋天的場院裡,嚴冬夜晚的熱炕上,在夏季的瓜棚菜園裡,春天青草吐芽的放牧場上;在熱鬧的小客店裡,長途運輸的大主上,在老農民小憩的茶桌旁……我聽到許許多多的民間傳說,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童話一樣吸引我,感動我。”這時期,她蒐集了大量的民間傳說、謎語、諺語和笑話等,這些富有魅力的動人民間文學,成了她創作的一個源泉。
1950年,老舍從美國回來,在北京市文聯任主席;葛翠琳就擔任老舍的業務秘書兼文聯兒童文學組組長。老舍雖然是文化名人大文豪,卻不能自主地處理文學藝術家們的事,往往要受治於人,生活、工作並不愉快。在這種背景下,葛翠琳雖理智和感情上都在老舍這一邊,明知老舍是正確的,也沒有“發言權”,工作難做,那些釘子一樣的眼睛,使她有一種背受冷氣襲擊的感覺。
葛翠琳的工作和創作都是勤勤懇懇的,1954年,她被評為北京市的優秀團員和模範團員。1956年她任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專業幹部,被評為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
葛翠琳在這個具有自然原生態的“港灣”裡天真地生活、工作和寫作,先後在《少年文藝》、《新港》、《北京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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