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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為此而被生活特別寵愛，他無法逃開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和糾纏，個人微不足道的意志和願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種不可逆轉的外力任意奴役。如果從寫作過日子小說的角度看，張潔是在許多作品的基礎上續寫大眾人生的煩惱和一地雞毛，但是她卻打破了被稱之為情感零度介入的遵循，在字裡行間投入了強烈的主體反諷與調侃的色彩，將深沉的人生悲劇體驗化作一種非莊嚴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樣，我們便看清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過日子中消損的渺小生命，看到了我們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輕，從中感到了某種昆德拉式的對人類媚俗境況的揭示，同時體會到無法改變或根除的人生媚俗存有的深刻悲哀。甚至可以說，張潔在此間的文學之惡是指向媚俗的，她全部惡感的渲洩都因著媚俗的敵手也是我們自己——看看那位數學家的妻向日本的尋根，看看他在查算收交電費過程中因為種種的扯淡而遭遇的周折，再看看新上任的黨委書記等等的街頭形象，就彷彿面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對遊蕩在人們日子裡的那些超時空超政治卻又難以最終消滅的敵手，張潔怎能不悲哀又無可奈何地調侃數學家：“他就無病呻吟地、貴族化或小布林喬亞式地、覺得如此蒸蒸日上、欣欣向榮，我們的前途無呀麼無限好，我們的日子比呀比蜜甜的日子沒勁、沒意思……”是的，只能如此。有一種悲哀讓人流不出眼淚，也無法使你對它保持平視的目光且逼你進入調侃的角色或者乾脆啞默。這時候，無論是譏笑是咒罵是幽默是調侃，都含著流不出的眼淚，藏著深在的悲哀。

如果說《日子》中的文學之惡是無性姿態下的表達，那麼張潔在《紅蘑菇》、《上火》、《她吸的是帶薄荷味兒的煙》中現出的文學之惡像是有性姿態的狂舞。在一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因為這有性姿態的狂舞，張潔曾給沉寂巳悲觀的文壇新增了些興奮與談資，甚至出現了已經顯得十分陌生的文學轟動效應時競相傳閱小說的情景。張潔和她的小說被許多人依照自己的方式咀嚼，並且嚼出了很多可以說出也可以寫出或只能說出卻無法寫出的滋味。

在種種的議論中，我聽到了一句讓我一驚且十分銳利的話：張潔恨死了男人。我把這話告訴了張潔。她說：對，我是恨死了男人。

這便註定了張潔在相當一部分文學之惡的渲洩中所持的性別立場。她把自己變成一個被逼上梁山的女狂人，一個充滿女權自覺性的諷喻大師，代替婦女們與現實對話。她把隱匿在男性世界的種種卑劣與醜陋無情地撕破給人看，故意讓其在家庭生活中、政治舞臺上、文化變茲裡丟盡人出盡醜，以達成內心不可抑制的恨與厭惡的宣傳。

《紅蘑菇》以悲哀憐惜和痛惡鄙視的雙重筆墨揭開了家庭生活的內幕，張潔把前面的一半筆墨投給了女主人公夢白，把後一半筆墨毫不遮掩地潑向夢白的丈夫吉爾冬。可以說，在象徵的意義上，夢白的人生體驗也是張潔自我的寓言，吉爾冬肉體和精神全面陽痿之下的虛偽和貪婪則成為這一自我寓言生長的根由。張潔在此間的性別立場並不是像《方舟》那樣古老的男女生存不平等權力的傾訴，而是女性在獲得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應有權力之後，對婦女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弱點）及靈魂的現代審視。這正是現代婦女寫作在經過了女性一女權而進入到女人階段後的重要命題。

《上火》中，政治的內幕因男性的主宰和人生表演而顯得格外汙濁，人倫的墮落與政治的卑鄙成了一對雙生子。看得出，張潔再也耐不住性子去按部就班地訴說來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她怒不可遏，惡毒嘲弄的諷喻的和戲擬的方式使她在再現的意義上表現出某種政治參與傾向。她的性別立場是在以歸謬手段呈示男性世界的醜陋中表現出來的。它不是站在女性立場上控訴的表達，而是基於與男性為中心的世界的對立邊緣的批判性表達。它不是女性情感的放縱與渲洩，而是理性控制之冷峻的嘲諷和不留餘地的戳穿。這篇作品以獨特的智慧風貌所展示出的現代婦女寫作的文化風姿，有望把女界人生的命題推向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境界，其間對政治、權力的關注預示了現代婦女覺悟的新內質。（順便說一句，蔣子丹新近發表的《左手》也是與《上火》具有同樣意義的小說。據說，張抗抗等女小說家也寫作了類似風格的作品。）

《她吸的是帶薄荷味兒的煙》給人一種《鏡花緣》般的性別角色面目顛倒的閱讀快感，當張潔深入到一個男子的醜靈魂，剖露出的卻是文化佈置下特別以女為造字偏旁的男性“妓”意識時，傳統觀念中肉體出賣的主動者和受動者極滑稽地發生倒置，猶如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