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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固戀

——一種文學之惡的探源

時光經歷了許多波折，終於滑進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令人尷尬的是，它展示在我們面前的那種商品經濟大潮對社會生活和各個階層巨大沖擊的賓士般速度。在這種賓士面前，文學彷彿是落伍的馬車，在一條越來越冷寂的人間小路上慢慢行走。昔日文學轟動的種種輝煌已為近乎名落孫山的沮喪所取代。清貧和寂寞之下，誰還願意繼續駕著太古老的文學馬車在世紀末的路上讓自家獨守空名永遠也富不起來呢？

於是，便有了一些告離文學後下海的燦爛，也有了顯得幾許悲壯的文學貞操的執守。

或許這個時代對於我們最大的寬容和放縱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選擇的充分自由，你可以下海體會燦爛，也可以站在海邊流連往返卻不完全跳下去，更可以根本不為之所動，讓自己貞操起來或繼續貞操下去。總之，在這方面你有優越的自由。已經沒有什麼權威的價值尺度限定你，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信賴、真正的尺度在你自己心裡。

在張潔的心裡，文學依然是一面由心血顏色染成的不倒旗。九十年代初，當許多人為提高脫貧的水平和速度而徘徊而下海苦奔時，張潔也在苦苦奔波——她奔波在母親和丈夫兩個年邁有病的老人之間，同時用心力極累地擎著文學，依然以心血顏色染著那面旗幟，靠古老的寫作方式養家餬口——我曾目睹過那節奏太快的生活情景，有好幾天，她的鞋跟像雨點一樣篤篤地敲擊地板的聲響使我不安，直到從天津向她發出一封信警告說再如此活下去就要病倒之後，那聲響才從我的耳畔漸漸地消失。不過，那時的張潔並沒有因為苦苦的奔波而失去光采，她穿著一條長長的黑呢裙，額頭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真的是很漂亮的。

正是這一時期，張潔寫作並發表了《紅蘑菇》、《日子》、《上火》、《過不去的夏天》等，比起八十年代後期的創作，在風格形態上更顯出她的老辣與惡狠狠。也就是說，張潔在她的鞋跟像雨點一樣篤篤地敲擊地板的間隙中，用文學之筆比以往更變本加厲地辛辣嘲諷和惡毒咒罵，她的內心似乎淤積了太多太重且總也排解不開的幽怨與憤恨，好像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樣，她不能不變得特別歇斯底里，特別像個女狂人，而在這樣的心血顏色中染就出的文學也只能是一枝惡之花。

不久，張潔竟真的像我警告的那樣一下子就病倒了。這是在她的母親去世以後。極度的悲痛，淹沒了曾經沉積在她心血顏色中那許多惡的體驗，吞噬了過往人生全部的幽怨與憤恨。苦苦奔波中尚沒有折去的那通體的光采在這時被殘酷地一掃而光，張潔面色灰暗，鬢上出現了不少白髮，眼皮紅腫，穿一件臥病在床的舊睡袍，走路搖搖晃晃，好像老了十幾歲。

似乎由此結束了一個人生又重新開啟了另一個人生。似乎以下的人生對張潔唯一的交付就是一點一點過濾痛失母戀的巨大悲哀，再一點一點把痛失彌補回來。這幾乎成了冥冥之中命運賦予張潔的重要使命。後來，她便發表了長篇紀實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一份深摯的對母親的固戀，使我意外地從中發現了破譯張潔一度表現出的女狂人一般文學之惡的謎底，從而看到了她心血顏色的變異。因此，就從這裡展開話題，我想，無論往後看還是朝前看，都可以探到一些解釋張潔的本源。

一

八十年代後期，以《他有什麼病》為鮮明標誌，張潔文學的風格形態開始發生大幅度陡轉，我曾比照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將這樣的變化命名為文學的更年期。與八十年代相比，儘管九十年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心世態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張潔並沒有因為這變化結束她的文學更年期，而是更加著力於內心仇恨與厭惡的宣傳，繼續以毒攻毒以惡抗惡，繼續諷世譏俗，繼續老辣尖酸和刻薄。應該注意的是，在這種狂怒與怨憤的繼續中，曾經表現出的非常態化的文學情緒及造成小說秩序紊亂與抽象的現代荒誕形式的經營已明顯消褪，直接切入現實人生的膽量與氣魄則令人震驚。當張潔以極徹底的現實主義姿態站在世人面前，以她格外的坦率格外的無所顧忌讓許多人感到氣憤和可怕也令許多人興奮不已的時候，她實際上已經走上了對人生徹底失望的情緒絕境。於是，一種無可奈何深刻的悲哀流貫於這一時期作品的紿終。這樣，我們看到九十年代初的張潔，是一個悲哀到極點的女狂人。

《日子》在大到國家意識小到查算收交水電費的生活瑣細中放開筆，寫盡國人過日子的真實情境。作品的主人公是位小有名氣的數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