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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不禮貌的行為而引起外國人的輕蔑和鄙視,作了令人痛心的描述,作者在字裡行間流露的愛國之情,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動著讀者:“在臺灣,也許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肩而過彼此一點感覺也沒有,可是,當我們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時,請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人。”在《西風不識相》中,作者譴責了洋鬼子的狂妄自大,以強國自居而任意欺辱中國留學生的卑劣行徑,又進一步指出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凡事忍讓”、“吃虧就是便宜”“謙卑”等做人格律和外交原則,只能喪失人格、國格。揭示出要做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就必須與不識相的洋鬼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樣深刻的主題。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三毛中期創作的第四個特點,是語言形象生動、活潑通俗,幽默詼諧。如用“毒熱的太陽像火山的岩漿一樣流瀉下來”來形容沙漠酷熱的正午。同時寫雨卻從不同角度來描繪:透過觸覺,寫稀稀落落的雨“打在身上好似撒豆子似的重”;透過視覺,用“終於成了一道水簾,便什麼也看不見了”來形容雨越下越大;透過聽覺,把沙漠的雨寫得那麼恐怖:“雨滴重重地敲打在天棚上……”不僅如此,三毛還根據作品的內容和刻畫人物、表現主題的需要,選用適應作者的心情和引起讀者思想情緒共鳴的語調語句,如形容隔壁女同學對異性的熱情和對同性的冷漠:“冰島來的女人,果然是冰冷的……她只對男同學講話,對我,從第一眼就討厭了。”“我這個冰山似的芳鄰,對男朋友可是一見即化”。而《大鬍子和我》的開頭,更是詼諧成趣:
結婚以前,大鬍子問過我一句很奇怪的話:“你要一個賺多少錢的丈夫?”我說:“看得不順眼的話,千萬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億萬富翁也嫁。”
“說來說去,你總是想嫁有錢的。”
“也有例外的時候。”我嘆了口氣。
“如果是我呢?”他很自然地問。
“那就只要吃得飽的錢就夠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問:“你吃得多嗎?”
我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後還可以少吃一點。”
就這幾句話,我就成了大鬍子荷西的太太。
當然,事實上決不可能僅僅因為這幾句對話就決定了她的終身大事。但這些幽默的對話,這個詼諧的語調,卻把一對早已深深相愛而且即將結婚的青年人幸福的心情,開朗的性格、俏皮的神態表露得何等鮮活生動!
這種幽默的語言,詼諧的語調,在《瑪黛拉遊記》也比比皆是。如對“殯儀館酒吧”戲濾的描寫,“我”吃“瑪黛拉鄉村肉串”鬧劇場面的描述,等等。但她的筆調也有非常嚴肅的時候。如《哭泣的駱駝》,開頭結尾的語調是那樣沉重,那麼憂鬱,簡直字字都滴著血和淚。《不死鳥》、《背影》、《夢裡花落知多少》、《離鄉回鄉》等篇,寫的是荷西逝世以後的種種,隨著感情的哀痛、憂傷,文章的語調也就變得悽婉、纏綿。此外,一些古典詩詞的自然引用,也使作品生色不少:
生命的過程,無論是陽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嚐嚐是什麼滋味,才不枉來世上這麼一遭啊!(其實,青菜豆腐都嘗不到。)
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世上,能看到——“長河落日圓,大漠荒煙直”的幸運兒又有幾個如我?(沒有長河,煙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風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一這個意境裡,是框得上我了。(也沒有瘦馬,有瘦駝。)
——《白手起家》
當然,三毛中期的作品也不是沒有缺點的。我認為,主要缺點是她的筆力有時候太宣揚自己了。如散文《溫柔的夜》只是表現“我”對流浪漢的同情和資助;《搭車客》也是寫“我”對沙漠行人的恩惠;《相逢何必曾相識》則詳敘“我”如何善待日本小商人莫里等等。作者為什麼要處處表現自己的仁慈和愛心?這當然與她寫作家宗旨分不開的。三毛曾說:“我的文章是身教,不是言教。”(《兩極對話——沈君和三毛》三毛信奉基督教,她認為宣揚仁慈、博愛、人道,是她的本份工作。固然,在人慾橫流的西方社會里,作者能拋棄世俗的等級觀念,給貧苦無助者以同情和資助,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如果能在作品中指出他們之所以貧困的社會原因,豈不比一般的樂善好施、普渡眾生(能普渡嗎?)更有積極意義?至於個別作品敘寫鬼怪、巫術,則顯得陰森,空泛而縹緲。從藝術技巧來說,三毛的中期作品雖不乏精心佳構,但也有平鋪直敘而少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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