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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等待期開始於1967年5月，當時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驅逐了聯合國觀察員，並開始向西奈半島增兵。雖然我們其他的阿拉伯鄰國含糊其辭，以色列靜觀其變但做好了戰爭的準備。之後，納賽爾對以色列船隻關閉蒂朗海峽，這樣的封鎖實際上束縛了以色列的手臂，讓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然而戰爭卻姍姍來遲，以色列國防軍似乎完全忘記了它擁有備受稱道的武器研發部隊，沒有一個任務派發給我們。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堅持每天聚在位於特拉維夫總部的地下室，進行頭腦風暴，我們將每個軍區碰到過的情景形象化，然後研究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我們編輯整理了大約25個緊急事件清單，比如監控燃料、軍需品和食物供應護衛隊，沿著他們的路線分析後勤績效。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一開始的空襲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那麼步兵和裝甲師必須深入西奈腹地，在那裡，他們將穿越沙漠公路，會遇到很多嚴重麻煩，因此我們將這樣的問題考慮到坦克和其他裝甲車輛的使用效能中去。如果銘記在心或者不斷呼籲，我們想至少在實際中會有所準備。我們仍然沒有從總指揮部得到任何指示，大概他們都忙得不可開交，讓那些真正的勇士為戰爭做好準備。

在武器研發部隊高度戒備期間——有人開玩笑稱之為“天才的戒備”。我們這些新加入者大把的時間都是在老前輩們的陪同下度過的，當時跟我一起服役的有很多後來都成了傑出的大人物，像艾朗·克爾伯格現在是哈佛大學教授，耶胡達·卡哈納和艾瑞克·泰米爾成為了特拉維夫大學的教授，米基·塞繆爾是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教授，而摩西·本·巴薩特在運籌學研究方面頗有造詣，後來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出生在弱小貧窮的以色列，卻接受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組成了一個高智商的小團體，很好地發揮了“希伯來大腦”的潛能，當然教育功不可沒。我們所有人，不論是年輕的新兵，還是服役多年的老戰士，都渴望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一顯身手，扮演重要角色。

在戰爭爆發之前，我們晚上都能夠回家。馬蒂亞和我習慣去阿爾羅祖奧大街的安琪兒咖啡館，這裡照常營業，只不過收音機裡的廣播充斥著不好的訊息：以色列經濟陷入深深的衰退；利比亞加入了對抗我們的陣營，接著是伊拉克。一邊喝著咖啡，馬蒂亞一邊詢問我，以色列理工大學因為大量的預備役徵兵而將畢業典禮推遲，沒有典禮，沒有畢業文憑，這是否讓我煩心？

說真的，現在我確實完全忘記了這些。

每天早上，我們都返回總指揮部，也就是那座有著紅屋頂的兩層石頭房子重新加入“天才的戒備”，大部分的普通士兵就隨機被安排在石頭房子裡的各房間內。這座房子是19世紀由教團軍人建造，放眼望去，它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物，實際上這並不符合以色列國防軍的安全標準，周圍是各種各樣的棚戶建築，也夾雜著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留下的石棉瓦屋頂小屋。在這些各色各樣複雜的建築群裡，暗藏著為國防軍高階軍官准備的地堡，這些現代的建築當然符合安全規程，不過這是專門為軍隊要人準備的，而不是為我們這些普通士兵準備的。在這整整三個令人神經緊張的星期裡，這個國家最好的智囊們就待在沒有導彈防禦系統的地下室裡，沒有人有時間考慮將我們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儘管這樣做有利於國家的未來。全國人民都待在籠罩在黑暗之下的不安全建築物裡，然而對他們來說，燈火管制只是一個小麻煩，更可怕的是心中的黑暗，真真切切的世界末日般的感覺不斷地折磨著我們。民防管理員教導普通民眾用膠帶密封窗戶，但實際上玻璃破碎是他們擔心的事情中最不以為然的，真正的恐懼是擔心以色列會毀滅。這樣一個小國被成千上萬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人包圍著，另外這個冷漠的世界曾經對屠殺滅絕猶太人都無動於衷，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境地。如果這一次以色列不再像1948年獨立戰爭那樣取得奇蹟般勝利，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有一個笑話已經流傳開來，以色列國際機場向公眾的廣播通知就是要求最後一個離開這個國家的人關掉燈再走。

1967年6月5日早上，戰爭終於爆發了。我們像往常一樣被召集到部隊，但並沒有被指派具體的任務，總參謀部顯然是把我們給忘了。整個武器研發部隊組成十五輛車隊，出發去執行我們預先編寫的任務清單。在部隊因為擁有博士學位而被稱為“萬事通”的四個預備役軍人坐在一輛被徵用來的民用車輛裡，我們年輕人坐吉普，由於沒錢考駕照，我投靠了會開車的朋友米什卡。我們得到指示先開到南方，在那裡會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