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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返回以色列,我的妻子馬蒂亞來機場接我,帶來兩條訊息,一是我們的兒媳希瑞特懷孕了,這將是我們家第一個孫輩孩子;而另一條訊息則令人擔心,我們第三個兒子雷蒙意外地離開了部隊。馬蒂亞知道我正經歷一個工作上的困難時期,因此當時她已經推遲告訴我這些了。
雷蒙的一側臉由於患“貝爾氏麻痺症”已經癱瘓。像雷蒙這樣20歲左右年齡的患者,麻痺症狀通常會在短時間內消失,但還是很讓人擔心。當年我在上大學時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不過沒有治療就很快消失了。我期望雷蒙的情況跟我當年類似,症狀同樣輕微。“你帶回他想要的東西了嗎?自從回家他都沒有再摸過鋼琴。”馬蒂亞問道。當然帶了,不管平時的工作壓力再大,我也不會對孩子們食言。
雷蒙從孩童時代就開始彈鋼琴,後來他在愛國者導彈部隊服役,這意味著他只能在休假的時候彈。在我去歐洲之前,他給了我一份散頁樂譜清單,希望能在倫敦買到。實際上我在倫敦停留的時間很短,不得不從機場乘計程車專門去市裡買,因此這個禮物的成本要高於在以色列本地買,但是顯然沒有什麼能夠比得上爸爸從國外帶回來的禮物。
我們進了屋,當看到雷蒙臉上由於神經麻痺表現出的嚴肅表情,我感覺心頭一痛。他看到我後盡力出現的笑臉也是不對稱的,在給了我一個擁抱之後,他開啟禮物開始彈琴,這給了我些許的安慰。馬蒂亞也鬆了口氣,我很快走進臥室去打電話,開始尋找神經學方面的專家。
雖然BMC在德國的會議日期日漸臨近,但我的心裡和腦海裡全是雷蒙,於是就決定不去德國了。雷蒙麻痺的神經使眼皮不能閉合,也就不能溼潤眼睛,因此必須時刻注意著,確保眼睛不完全乾涸。他不得不頻繁地去做檢查,並需要交通工具。馬蒂亞和我竭盡全力幫助他。我們下班後早早回到家中,接待那些部隊來看他的朋友。以色列國防軍給了他一個臨時的假期,這樣他把很多的時間都花在我帶給他的樂譜上面。
慢慢地,治療也有了些效果,當然時間也功不可沒,雷蒙的睡眠神經開始甦醒,情況一天一天變好,這樣我又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事實證明,我甚至可以趕到德國參加會議了。加利亞是從美國飛到德國的,從特拉維夫去的除了作為新維軟體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我之外,還有公司執行長丹·巴尼亞。漢·布魯日表現出非同平時的熱情,他甚至還派司機開車到機場接我們。
如同我們對BMC一無所知一樣,對他們而言,我們也是一個謎。儘管B&B公司不曾向BMC謊報我們的情況,但即使是這樣,這樣一個併購交易的實現也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通常對併購業務來講,買方出價,雙方商定同意,然後就進入盡職調查階段。這時候對買方而言,就開始找一些隱蔽的小問題,而賣方則儘量確保這樣的問題很少。不管怎樣,這個過程都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我們參加漢安排的與裡克·加德納會面的時候,還不知道BMC是否已經意識到,離開了我們,B&BE公司基本就沒了討價還價的能力。或者如我猜測的那樣,對於這個事情,他們還完全矇在鼓裡。我們來到德國就是為了在儘可能積極的氛圍中為收到協議賠償做好鋪墊,傻瓜才會選擇向像BMC這樣的大公司挑釁。
由於我們不清楚對方誰會參會,也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我們決定採用開放思維,先聽聽他們怎麼說,這時候做計劃也沒有意義。這是我們的初次“約會”,不知道接下來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是上演一場狂風暴雨般的“愛情故事”,還是一場一勞永逸結束“戰爭”的“戰事”?
會議選在位於法蘭克福附近一個村莊的一家簡樸的德國賓館召開,這讓我想起母親喜歡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色列的溫泉賓館。我們終於見到了裡克·加德納先生,他是位有教養的傢伙,精通世故。很快,我們就意識到我的預感是正確的,當BMC公司在簽訂收購協議的時候,他們並不知曉我們公司對於B&B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我們的分銷協議中存在對等的補償條款。實際上,直到這次會議前,他們都沒意識到我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不過,隨著雙方的交流變得越發的積極,我對談判對手真正本性的擔心也消除了。我很坦率地解釋了我們的處境,並毫不謙虛地告訴他新維軟體是B&BE公司業務的核心。至於應當付給我們的補償,我明確指出支付是不能延遲的,我們需要這筆錢去招募B&BE公司現有的員工,並儘快設立新維軟體歐洲分公司。
“貴公司應該得到的補償是多少?”裡克·加德納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