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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逗樂小寶貝。

1973年1月10日，我們聚在一起慶祝阿姆農的生日，馬蒂亞帶來了美味的蛋糕，父親現場做了一個幽默的講話。生日派對結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凌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辦公室。正當我要撕下前一天日曆的時候，阿姆農打來電話。“快點回家！”他的語氣有些奇怪。“為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還好嗎？”我問道。阿姆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話語中有幾分怒氣：“你難道沒聽到我說的嗎？現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頭的東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樓梯間，我差點與從診所來的家庭醫生撞了個滿懷。他看到是我，就試圖向我說明些什麼。這也是一些護理人員之前告訴過我的，不過我不太理解他所說的，只顧著兩步並作一步地向樓上跑去。儘管年紀不小了，這位醫生還是快速地跟著我，一點兒也沒落下。阿姆農呆坐在起居室，臉色蒼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間，我跟家庭醫生一起快步走了進去。父親背靠在床頭上，一動不動，床邊放著他看的最後一本書——《鬥士的演講》（後來出版的英文版書名是《第七日》，斯赫·羅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剛看完並將老花鏡摺疊放好。父親看上去就像安詳地睡著了，但已經沒了呼吸。家庭醫生俯身看了看父親，然後直起身子，囔囔地說：“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說話的語氣更像是一個朋友，而非醫生。

隨後，我打了一通電話，其實我心裡已經有所準備。父親的死因是心臟驟停，但正像醫生所說，一個人在睡夢中離去是一種福分。父親應當是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離去的，他看上去安詳平和，我敢確信他沒受到什麼痛苦。阿姆農仍然處於極度震驚的狀態，斷斷續續地解釋說，就在他給我打完電話之後，他聯絡了診所，原本接電話的護士告訴他那個時間他們不出診，但阿姆農提高了嗓門，堅持要直接跟醫生通話，之後醫生迅速地趕到我們家裡。直到父親被放上擔架，阿姆農才緩過神，大聲地哭了起來。而我儘管內心悲痛萬分，卻沒有哭出來。我們兄弟倆經歷了同樣的生死別離之痛，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在身邊，而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在身邊。從此，我們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兒。父母的生命歷程短暫而艱辛，但卻充滿了意義和溫暖。他們去世的時候年齡都相對不大：母親是在61歲的時候離世的，父親比母親要小三歲，去世的時候也才62歲。他們是一對理想主義城市的先鋒，過著我們很難想象的簡樸生活。一生含辛茹苦養育了我們兄弟三人，對我們無慾無求。他們絕對地信奉集體責任，並將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諸如“我有權這樣”或者“那是我應得的”之類的話他們從來都不會說，甚至在他們內心也從來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們努力工作，竭盡全力地教育我們。

不管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以色列人都互幫互助，樂善好施。當父親把反抗謀害其家人的納粹當做自己的責任，並志願加入猶太旅團的時候，母親從未因為撇下她跟兩個幼子而去勸阻父親。母親深知，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會角色，她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在父母親的內心和思想中，他們深知，以色列這片熱土上的猶太人必須團結一心，組成自己的聯盟和陣線。團結是以色列復興的一個必要條件。他們深愛著這片土地，儘管不太富裕，他們還是去了全國各地旅行並樂在其中，有時他們擠在朋友的小卡車裡去旅行，有時他們一起在亞爾孔河揚帆，之後就幾乎身無分文。在父母位於特拉維夫的公寓裡，時常有朋友來跳舞聚會，僅有的設施是一臺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尤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活哲學是，工作是一種特權；精神需求優先於物質需求；這個猶太國家是個天賜的禮物；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在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和阿姆農都已經是大小夥子了，然而這並不能減輕我們失去父親的痛苦。阿姆農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則將自己封閉在惱怒的藩籬中。

我很快感覺到，無論年齡大小，成為一個孤兒對一個人都是個巨大的痛苦。當猶太族傳統的七日服喪期結束之後，我很快回到了工作崗位，希冀忙碌的工作能讓我忘記悲痛。然而，父母的音容笑貌，他們的生活，甚至是他們去世時的場景仍不斷浮現在我眼前，惱怒不斷侵蝕著我。當我慢慢開始克服悲痛的時候，我去看望還住在父母公寓的阿姆農，空蕩蕩的房子又一次將我推回到情感的漩渦，這種情緒一直持續到當年10月贖罪日戰爭B爆發。當時國家面臨了1948年獨立戰爭以來最大的危機，我個人的悲痛也暫時被放在一邊。

整個國家處於極度震驚當中：阿拉伯人如此徹底地襲擊了我們猶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