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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講了一遍，她一邊聽，一邊傷心地哭著。她的日子過得更加艱辛了。她一點收入也沒有，只好給紅軍洗衣服；戰士們設法給她弄到了一份口糧。

有一天，臨近黃昏的時候，阿爾焦姆邁著比平常更大的步子從窗前走過，沒等推門進屋，就喊了起來：“保爾來信了！”他的信上寫著：

阿爾焦姆，親愛的哥哥：

告訴你，親愛的哥哥，我還活著，雖然並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捱了一槍，不過快治好了。醫生說，沒有傷著骨頭。不要為我擔心，很快就會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後，也許會給我假，到時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媽那裡我沒有去成，結果卻當上了紅軍。現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騎兵旅的一名戰士。我們旅長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蹟你們一定聽到過。像他那樣的人，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我對他是十分敬佩的。媽回來沒有？要是她在家，就說她的小兒子向她老人家問好。請原諒我讓你們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爾焦姆，請你到林務官家去一趟，把這封信的意思說一說。

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許多眼淚。這個兒子真荒唐，竟連醫院的地址都沒有寫。

謝廖沙經常到停在車站上的那節綠色客車車廂去。車廂上掛著“師政治部宣傳鼓動科”的牌子，麗達和梅德韋傑娃就在車上的一個包廂裡辦公。梅德韋傑娃總是叼著一支香菸，嘴角上不時露出調皮的微笑。

這位共青團區委書記不知不覺地同麗達親近起來。每次離開車站，除了一捆捆宣傳品和報紙之外，他都帶回一種由於短促的會面而產生的朦朧的歡樂感。

師政治部露天劇場天天都擠滿了工人和紅軍戰士。鐵道上停著第十二集團軍的宣傳列車，車身上貼滿了色彩鮮豔的宣傳畫。宣傳車上熱火朝天，人們晝夜不停地工作著。車上有個印刷室，一張張報紙、傳單、佈告就從這裡印製出來。有一天晚上，謝廖沙偶然來到劇場，他在紅軍戰士中間看見了麗達。

夜已經深了。謝廖沙送她回車站上的師政治部工作人員宿舍去。他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說：“麗達同志，我怎麼總想看到你呢？”緊接著又說，“跟你在一起真高興！每次跟你見面之後，都覺得精神振奮，有使不完的勁，想不停地工作下去。”麗達站住了。

“你聽我說，勃魯扎克同志，咱們一言為定，往後你就別再做這類抒情詩了。我不喜歡這樣。”謝廖沙滿臉通紅，像一個受到斥責的小學生一樣。他回答說：“我是把你當作知心朋友，才這樣跟你說的，可是你卻把我……難道我說的是反革命的話嗎？麗達同志，往後我肯定不會再說了！”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裡跑去。

此後一連幾天，謝廖沙都沒有在火車站上露面。伊格納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說工作忙，推託不去。事實上，他確實也很忙。

一天夜裡，革委會委員舒季克回家，路過糖廠波蘭高階職員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打黑槍。於是在那一帶進行了搜查。結果查到了畢蘇斯基［畢蘇斯基（1867…1935），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當時波蘭的國家元首。——譯者］分子的組織“狙擊手”的武器和檔案。

麗達到革委會來參加會議。她把謝廖沙拉到一邊，心平氣和地問：“你怎麼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發作了吧？私人的事怎麼能影響工作呢？同志，這可絕對不行！”在這之後，謝廖沙只要有機會，就又往綠色車廂跑了。

接著，謝廖沙參加了縣代表大會，會上進行了兩天熱烈的爭論。第三天，謝廖沙同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一起，帶著武器，到河對岸的森林裡去追剿漏網的佩特留拉軍官扎魯德內率領的匪幫，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來之後，謝廖沙在伊格納季耶娃那裡碰見了麗達。他送她回車站去。臨別的時候，他緊緊地握著她的手。

麗達生氣地把手抽了回去。謝廖沙又有很長時間不到宣傳鼓動科的車廂上去。他故意避開麗達，甚至在需要面談的時候，也有意不同她見面。後來麗達非要他解釋迴避她的原因，他氣憤地說：“我跟你有什麼好說的？你又該給我扣帽子了：什麼小市民習氣呀，什麼背叛工人階級呀。”車站上開來幾列高加索紅旗師的軍車。三個膚色黝黑的指揮員走進了革委會辦公室。其中有個扎武裝帶的瘦高個子，進門就衝著多林尼克喊：“廢話少說。拿一百車草料來。馬都快餓死了。還怎麼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給，我把你們全砍了。”多林尼克氣呼呼地攤開雙手，說：“同志，半天時間，我上哪兒給你弄一百車乾草去？乾草要到屯子裡去拉，兩天也拉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