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頁)

知如何對付。有的甚至手足無措。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已經擴充套件到了野戰部隊。第七軍團政委肖勁光因為抵制“左”傾錯誤而被撤職，換上了一位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委。

第七軍團在閩贛邊執行軍事牽制任務時，有一次阻擊向江西開進的國民黨李默庵部，消滅了一部分敵軍。粟裕從前線跑回來請示是否繼續追擊。當時軍團長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頭上，軍團長連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政委沒有作聲。粟裕以為政委同意了，一轉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回來！回來！”

粟裕只得停止追擊。

當晚軍委來電批評第七軍團為何不繼續追擊。

從此，政委把粟裕作為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危險人物加以限制和監視。

滸灣、八角亭戰役結束後，部隊在一個廟裡開會歡迎這位剛到紅七軍團的新政委，請他作報告。恰巧這時粟裕從戰場回來。

軍團長見粟裕到了門口，便走出來同粟裕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講臺上拍著桌子大罵：“媽那個×，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

當時這位政委還不認識粟裕，而對軍團長竟然如此態度，顯然是要當眾來一個下馬威。

粟裕在回憶錄中寫道：自我到紅十一軍、紅七軍團工作以來，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革命事業的危害。同樣的部隊，同樣的武器，在正確路線指引下，在高明的統帥指揮下，就打勝仗；反之，越打越被動。當然革命的程序是勢不可擋的，但人民和指戰員們要為此而多付出無數的鮮血和生命。

1934年7月，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已持續了九個多月了。紅軍在這場戰役中的敗局已定。中共中央為掩護紅軍的戰略轉移，命令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蔣介石腹心地區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制任務，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於危難之際。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隊踏上征程。先遣隊此行，關係著紅軍的生死存亡，關係著民族的安危。

離開瑞金時，粟裕的心情是複雜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舉入侵我東北、華北，當此寇深禍亟之時，黨內“左”傾猖獗，不可一世，紅軍的存亡尚在不測之中。作為精忠報國的將士，作為一個懷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人，於危難之際受命遠征，其慷慨悲壯之情懷，自是可以想見。

粟裕在回憶錄中作了如下追述：我們即將遠征，中央蘇區的前景使我們分外關切。主力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更一無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下學會了帶兵打仗。我參加了建設井岡山根據地、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和中央根據地的鬥爭，經歷了反“會剿”、反“進剿”、反“圍剿”的戰鬥，黨和人民給了我很重的擔子，我不能辜負毛澤東、朱德同志的諄諄教誨和培養，我不能忘記養育我成長的根據地人民，我要對得起無數革命先烈。就這樣，我懷著革命事業最終一定會勝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　北先遣南挺進　困境求壯大

1934年7月初，紅軍面對的局面已相當嚴重。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集中兵力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據地中心區逐步推進，在紅軍方面，以王明為代表的自命為“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不懂中國國情而領導中國革命，不懂軍事而指揮革命戰爭，把中國革命推進了災難的深淵。

自1934年7月初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到1935年1月在懷玉山失敗，全部過程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時期。

1979年底，粟裕請教葉劍英：抗日先遣隊是否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派出的？

葉劍英答說：“五次反‘圍剿’初期，毛主席主張過把紅軍主力挺進到蘇浙皖贛地區，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當時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沒有采納。後來派出先遣隊，主力紅軍已經要作戰略轉移，那時毛主席處於無權地位。”

在粟裕向葉劍英請教之前的1973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曾經就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一事向朱德請教，朱德答覆說：“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向西南部轉移）。”

粟裕說，朱德和葉劍英的談話指明瞭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