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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從人性的角度看，現代社會已使人們與疏離、孤獨、焦慮、甚至暴戾結下了不解之緣。男孩女孩到了青春期，骨子裡往往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這種格格不入，又摻雜著得不到別人的愛的失落和遺憾，當他們慢慢長大了，便時而傷感自卑，時而憤世嫉俗，但並不明白自己缺少了什麼，為何如此孤單。

於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人好像總是活得不好，要換一種活法，那就獨身吧。按說，獨身者最大的困擾似乎是性和情，如果拋開稀薄的兩性之情不說的話（如果兩情相悅，也就基本上不存在獨身群體了），在道德鬆弛、意義消解的世界，兩性關係已變得如此隨意方便，你只要保持自身的冷漠，像一個“正常”人那樣，學會做愛而不真正動情，在生理意義上，性的困擾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拋開。

這不是一個事實嗎？

每一個“單身貴族”，不管是離婚者，還是從未結婚的人，至少在一定的時期內，都有某種嚴厲的關於“愛”的禁忌的故事，然而又像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要知道，越是禁忌的東西，越是讓人無法忘懷。

秘密被儲存、被忘卻。無論人曾經有過怎樣的傷痛和溫情，無論你曾經如何反叛和滿不在乎，一個人，那自然呈現的共時性的孤獨，那從孤獨中升起的音樂，幽幽有如秋雨，就一聲聲、一聲聲地，老去了你的心。

獨身，就像失戀、離婚一樣，對整個社會來說，只是一種生活現象，而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則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故事。

固然，從不幸的婚姻中解放出來的獨身者，有了重新獲得抓住幸福的機會，但是，心理的失落，輿論的壓力，經濟、住房條件的改變，親戚網路和朋友關係的一時紊亂，極易使人在感到輕鬆的同時，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現實。

尤其是那些獨身女人，除了上述壓力外，還要在個人文化心理積澱的沼澤地掙扎，即使她各方面的獨立性都相當堅固，但還是無法成功地過一種完全自由的個人生活，不僅因為世界是以不同態度來接受她們的，更重要的是，她們無法越過設定在自己內心的重重障礙，因為從小接受的男女有別的教育，使獨身後的她們很難找到自己身上的“另一半”——還是那句話，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獨身男人則不存在這個問題，他一直在尋找的仍然是男人的成長，而不是女人的互補。可以說，大多數獨身的男人，30歲之前，基本上是在女人世界裡生活的：先是母親，然後是女友。3O歲以後，似乎仍沒有可供男人成長的真實世界，因為他們在外面看到的，統統是些虛構與扮演著某種角色的男人。這時獨身，正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健康豁達的自我洞察、自我改造的機會。

如此看來，獨身男女都處在“渴望男性”的同一心理狀態中，區別是獨身女人的追求往往以失敗而告終，等待她們的是歲月流逝，紅顏消退，孤僻乖戾，對生活充滿不平，直至仇視男人。

在北京的地鐵中，我偶然結識一位獨身的中年知識婦女，情趣高雅。她說午夜地鐵能給人一種莫名的寬慰意味，“我不喜歡娛樂場所的熱鬧，又害怕在冷冷清清的家中，受到某種東西的煎熬。”

一個人的孤獨啊！

週末情侶你很難判斷亞男這個人，就像難以判斷一件抽象藝術品的內涵一樣。亞男的外表當然一點也不抽象，人很豐腴性感，說她抽象是因為她腦袋裡那些奇奇怪怪的玩藝兒。

她曾幾次在公開場合揚言自己一輩子不嫁人。凡是聽她如是說的人沒有一個不哈哈大笑的，男同事都一致聲稱：她這種人打光棍，簡直是厚著臉皮佔據地球的一部分，以她的容貌氣質，最好嫁給外交官，能為國爭光吶。

其實，幾年前，亞男差點就嫁給了一位差點能做外交官的人，叫烏熱爾圖。

烏熱爾圖實際上是漢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淪為孤兒，在民政部門的安排下，被一對蒙古老夫婦收養，在呼倫貝爾草原上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直至上北京讀大學，所學專業挺派，是國際政治關係。

亞男跟烏熱爾圖是同學，分別擔任校學生會的文娛部長和生活部長，平時，除了工作關係，兩人見面只是點點頭，偶爾問候一聲彼此也小心翼翼。然而，有一年暑假前夕，烏熱爾圖竟說要“租”她做他的女朋友。亞男覺得這玩笑開得太蹩腳了。

原來，烏熱爾圖的養母住進了醫院，養父來信說，她患的可能是肝癌，讓他趕快回去。養母曾說這輩子最後一個心願是給他娶一門好親。為了讓老人家放心，烏熱爾圖想“租”一個女朋友，帶到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