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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只不過是個稚嫩的街頭律師，我的時間根本沒有他或者他的同夥那樣珍貴。

“那你就得按每小時200美元付給他。算你運氣好，我剛才還想讓你照價賠償他在克利夫蘭浪費掉的時間呢？”

啊，就差那麼一點點兒！

德拉蒙德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坐回到原來的位置上。臺上的基普勒，眼睛還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著他。擔任法官沒有幾個月，他討厭大公司的名聲，這點已經傳遍四方。在審理別的案件時，他也是動輒懲罰大公司，這在法律界已經引起紛紛議論。這樣做並無多大意義。

“還有問題嗎？”他朝他們低聲喝問道。

“沒有了，大人。”我大聲說，不過是想讓大家明白我還在場。

過道那側的陰謀家們一齊搖頭，接著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書檔案，轉身出了法庭。

晚餐時，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燻鹹肉三明治，夕陽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後院樹梢的後面。巴迪坐在破爛的福特車上，不肯出來吃飯。她告訴我說，他現在呆在車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了，這全是因為唐尼·雷。眼看著兒子即將離開人世，他採取的辦法就是躲在車上喝問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兒子身邊坐上幾分鐘，出來時總是淚流滿面，然後就整天單獨呆在車上，避開所有的人。

再說，平時家裡有客人，他一般也不願進屋。我對此並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們談著這樁官司。談著大利公司的所作所為，談著狄龍·基普勒法官令人難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卻興趣索然。6個月前我在柏樹花園初次見到的那個脾氣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經放棄了這場鬥爭。她那時候以為只要有一位律師，任何一位律師，就可以嚇得大利公司改惡從善。時間還有，也許會出現奇蹟。而現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後，多特將會責怪自己一輩子。她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絕有關手術費的申請時，她就應該直接找律師。但她沒有這樣做，而是自己動筆寫了那些信。我現在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當初若是受到起訴的威脅，大利公司一定會迅速行動，為唐尼·雷提供醫療費用。我這樣想理由有二。首先，他們明擺著是錯了，而且他們明白這一點。其次，在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起訴他們不久之後，他們便主動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議。這說明他們害怕。他們的律師害怕。克利夫蘭的那些仁兄們害怕。

多特為我衝了一杯脫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後，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著咖啡走到屋後，走進唐尼·雷的房間，他蓋著床單，側身朝右，蜷縮著身體，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盞小燈，放射著微弱的光。我背靠著敞開的窗子，坐在燈旁。從窗外吹來一陣涼爽的微風，四周靜悄悄，房間裡寂靜無聲。

他的遺囑只有短短兩段，把一切遺贈給自己的母親。那是我兩週前為他起草的。他既無債務又無財產，其實並無必要留下一份遺囑，但這樣可以使他心裡好過一些。他還為葬禮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親安排。他要我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書，這本書我已經斷斷續續看了兩個月。書裡有4個經過縮寫的長篇小說，出了已有30年，是這家人家為數不多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個地方，每次來總要看幾頁。

他時而發出兩下哼聲，時而身體抽搐。不久之後某一個早晨，當她悄悄走進這個房間，發現他再也不會醒來時，我不知道她會怎麼辦。

每當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時候，她總要藉故走開。此刻，我聽見她在洗碗，我想巴迪準在屋內。我看了一小時的書，偶爾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來，我就和他閒聊，或者把電視開啟，一切都照他的願望辦。

我突然聽見屋裡有一個陌生的聲音，接著便有人在輕輕敲門。門被慢慢推開，門口站著一個年輕人。我費了幾秒鐘的時間，才認出是前來家訪的科德醫生。我們握了握手，在床腳邊低聲談了幾句，然後便走了幾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過此地。”他依舊低聲說，似乎他整天就在這個街區轉。

“請坐。”我指著僅有的另一張椅子說。我們膝頭碰著膝頭，靠窗坐著，眼睛望著6英尺外床上那個垂死的青年。

“你來多久啦？”他問。

“一兩個鐘頭。我在這裡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飯。”

“他醒過嗎？”

“沒有。”

我們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間裡，微風吹拂著我們的脖子。我們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鐘聲中緩緩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