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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論》。賈誼認為，當年六國不能戰勝秦國，其實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帶河以為固”的“四塞之國”，正所謂金城湯池，易守難攻。賈誼說，從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國國君前後二十餘人，難道個個都是聖賢（豈世世賢哉）？當然不可能。他們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常為諸侯雄），實在是因為地理條件太好（其勢居然）。六國之軍“同心並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將領統率部隊（良將行其師），最好的文臣運籌帷幄（賢相通其謀），難道居然都是草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當然也不會。他們之所以來勢洶洶而一敗塗地（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實在是因為“形不利，勢不便”。至於後來秦的滅亡，則有兩個原因，一是“仁義不施”，二是“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覬覦天下時，是攻勢，不妨依仗地險，使用詐力（兼併者，高詐力）；一統天下後，是守勢，就應該改變政策，與人為善（安定者，貴順權）。你都奪取天下了，還不廣施仁義，豈能不亡？

來之不易的勝利（3）

杜牧的觀點則不盡相同，他認為六國與秦都亡於“仁義不施”。杜牧說，如果六國之君懂得仁愛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國（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同樣，如果秦國之君懂得仁愛六國的人民，就能萬世為君，哪裡會二世而亡（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所以，滅亡六國的，是他們自己，不是秦（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滅亡秦朝的，也是他們自己，不是別的什麼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後人如果不懂這個道理，那就只怕還會滅亡。蘇轍的說法又不同，他認為六國之亡在於貪婪（見利之淺）與短視（慮患之疏）。因為貪婪（貪疆場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團結（背盟敗約），甚至自相殘殺（自相屠滅），結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這話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懷王曾與齊閔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相約抗秦互救。然而僅僅只是張儀一番搖唇鼓舌，許諾秦國送還商於（今河南淅川內鄉一帶）領地六百里，懷王便背信棄義，與齊絕交。絕交以後，才發現上當受騙。張儀當面撒謊當場耍賴，聲稱秦王當初只答應六里地，何來六百里之多？懷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屢戰屢敗，最後自己成了俘虜。如此貪婪與短視，如不亡國，那才是怪事。

顯然，蘇轍的《六國論》主要著眼於政策與策略，雖然也算切中肯綮，卻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賈誼的《過秦論》則其實並未回答六國滅亡的原因。六國滅秦，固然是“形不利，勢不便”；秦滅六國，難道就“形利勢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麼就不能誰也不滅誰，相安無事呢？至於杜牧的《阿房宮賦》，雖然講得有道理，卻也同時有問題。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確實的。六國不愛其人，也可能有證據。但六國之亡，並非亡於國人，而是亡於秦人。難道秦王在奪取天下之前是仁愛人民的，當了皇帝以後就不愛了？事實上，正如我們後面將要講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過變成帝國以後變本加厲而已。然而不愛人民的秦，卻戰勝了同樣不愛人民的六國，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見地的還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因為只有這篇文章才談到了最根本的東西———制度。柳宗元認為，周之亡，錯在制度（失在於制），不在施政（不在於政）。從西周到東周，諸侯們驕奢淫逸（驕盈），貪財腐化（黷貨），窮兵黷武（事戎），政局動盪的國家多（亂國多），政治清明的國家少（理國寡），珍惜土地愛護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這是他們那個制度決定的。相反，秦之亡，則錯在施政（失在於政），不在制度（不在於制）。明明有治國之策，卻不實行；有治國之人，卻不委任；只知道濫施酷刑強派苦役，弄得萬人側目，民怨沸騰，豈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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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不易的勝利（4）

這倒是很在理。畢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為，制度卻更為根本，難怪毛澤東要建議大家“熟讀唐人封建論”（也就是柳宗元這篇文章）了。據此，則秦最終奪取了天下，便只能歸結為秦國有著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於“最好”）。而且，這個“最管用的制度”，還應該是在它王國時期開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為了帝國的締造者。

秦能夠成為新制度的創造者，倒也不足為奇。無論在“春秋五霸”中，還是在“戰國七雄”中，秦都是歷史最短也最沒文化的一個。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齊和楚，此外魯、宋、吳、越也不差。齊有韶樂，楚有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