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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必然。

眾所周知，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而“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又“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資源稀缺、財富不多、族群較小的情況下，僅有的一點生活資料主要靠自然法則來分配。比如在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矇昧時代，也包括野蠻時代前期，獵物和穀類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員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難，則年老體弱者就將被淘汰出局。他們將被分配到較少的食物，被殺死或令其自殺，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這種自然法則中，我們仍可以感到某種力量的存在，比如風俗的力量、習慣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無疑問，這三種力量，只可能在矇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前期發揮主導作用。到野蠻時代後期，人類已經掌握了製陶、養殖和金屬加工的技術，社會財富空前增長，社會需求也空前增加。這時，風俗的、習慣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會，也就必須讓位於另一種力量，即“武裝的力量”。事實上，野蠻時代部落之間的戰爭是沒有休止的，能夠成為一名戰士也極其光榮。那時，一個人，如果戰功顯赫，他就會得到部落的獎賞和女人的歡心；而一個部落如果足夠強大，它就會吞併其他部落。這種吞併開始是在小範圍內區域性地發生，即就近吞併。這就是柳宗元所說的“近者聚而為群”（《封建論》）。吞併的結果，是小部落變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間也要互相吞併。如果吞併不了，或者要共同對付更大的部落，它們就會組成部落聯盟，以武力最強大的部落為領袖，這就是“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各部落首領聽命於最強大部落的首領）。

在這裡，“聽命”二字至關重要。它說明什麼呢？說明部落聯盟的領袖已經主要靠行使權力來管理社會了，儘管這權力是依靠武力來獲得、來支援的。但不管怎麼說，武力已經開始向權力轉化，這就為過渡到權力社會奠定了基礎。也就是說，戰爭的結果，一方面是資源和財富逐漸集中在某個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手中；另一方面，這個或這些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又會同時把自己從武力集團轉變為權力集團。因此，當某一集團（比如秦國）的武力大到天下無敵的時候，武力社會就必然會過渡到權力社會，由初級形態的國家（邦國）變為成熟形態的國家（帝國）。正因為如此，權力社會的統治集團無不把建立和掌握軍隊當作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憑藉武力奪取的，也很容易被別人用武力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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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是一種必然（2）

只有希臘是一個例外。希臘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也經歷了從氏族到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武力社會到非武力社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是，希臘人沒有把自己的社會變成權力社會，而是變成了財力社會。這些北方來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蠻族。當他們移民到希臘半島時，就像範縝所說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蓆上，有的落在了茅廁裡。那些落腳之處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務農下去，並建立起“半權力社會”。這就是斯巴達。土壤貧瘠的，則改事航海、殖民和經商，並建立起“半財力社會”。這就是雅典。財力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遵循的是市場規律，講究“契約面前人人平等”，並由此產生出既保護又約束全體公民的“全民公約”或“社會契約”———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約面前一樣，是人人平等的。因為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也因此，財力社會與專制或集權不相容。還因為此，民主與共和只能產生於財力社會，即只能產生於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其他國家（武力社會或權力社會）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與共和制度，只能從商業國家輸入，或向商業國家學習。

誠然，民主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處死蘇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恥辱和汙點。但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同樣，財力社會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會和權力社會美好。武力社會的英雄氣概和權力社會的溫文爾雅，在財力社會很可能會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謂“庸俗的貪慾、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代之以寡廉鮮恥的自私自利和背信棄義。資本控制的社會甚至有可能走向專制。如果資本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壟斷，正如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獨裁一樣。壟斷和獨裁，是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