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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因此對蔣更失信心：“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

我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這種侮辱

蔣介石獨裁，雖下野仍控制軍政大權，宋希濂唯蔣命是從，招致何應欽不滿，在電話中兩人爭執起來，何氣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負責指揮全國軍隊，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麼行政院長，國防部長。”說完把電話掛了。何氣得面色發紫，立即去李宗仁處說：“這成什麼體統，這成什麼體統！我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這種侮辱！”李宗仁亦無可奈何。

掉進了共軍的“口袋”還強硬

杜聿明和黃維同為中共戰犯，在獄中表現大為不同。兩人都想有所建樹，杜聿明想發明“無極發電機”，黃維則要發明“永動機”。黃維的計劃得到公安部領導批准，試驗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國科學院簽定，結論是屬於空想，予以否定。但黃維仍堅持試驗，結果在很長時間裡受批判，而杜則主動收回自己的空想。他們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單，但黃維堅持試驗，並做出許多對自己不利的事，直到　1975年才最後特赦，比杜聿明晚了16年！時人以為杜比黃要靈活。在戰場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專家”，黃是軍事上的“書呆子”，掉進了共軍的“口袋”還強硬。

革命第五

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戍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回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裡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援革命。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1894年6月，孫中山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為“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在“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範手裡，《蘇報》成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報。康梁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由維新轉向保皇，陳對汪文溥說：“中國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學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轉向革命。

虛君共和

梁啟超曾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名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還是打點行裝而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

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

1902年5月，陳範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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