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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票在哪裡？”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的軍隊節節敗退。5月，日本大使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要張答應，日軍幫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菸袋摔斷，大叫：“我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並趕走了大使芳澤。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援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不與魔鬼結盟

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廈門，廈門國民黨領導多向林森告狀，說許春草抗拒黨的領導，以致廈門無法發展黨務，要求林森採取措施解決問題。林森原和許春草相識，派葉獨醒去請許春草到他的行館談談。許春草問葉獨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麼？”葉老先生說：“大概是為了建築工會的問題，人們向他告狀，子超想和你談談這個問題，總是希望建築工會向黨部登記，接受黨的領導。”許回話說：“獨醒兄，你我無話不談，你回去轉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個東北斷送給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沒聽到你說一聲正確的話，如今我許春草辦一個民眾團體，沒有向黨部登記，你林子超就和我過不去，我決不去見他。至於登記備案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人民反對暴政，沒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記。孫中山先生反對袁世凱，我就沒有聽說他去向袁世凱備過案。”在這裡他實踐他那句經常引用的格言：“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

日本佔領北平後，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吳佩孚出山，但遭到吳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佩孚在招待會上，首先親筆撰寫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接著吳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唯一交涉物件。”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惱羞。

日本侵佔華北後，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華北偽政權的建立，以為當時住在平津的官僚軍閥適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計劃以靳雲鵬、吳佩孚之一任總統，如兩人同時上臺，則分任總統、副總統，而以曹汝霖為總理。經過分頭接洽之後，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與喜多誠一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相識，對參加偽組織的問題，他既不敢公然拒絕，更不敢再給自己加一層罪戾，只用“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等周旋。正在舉棋不定時，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並囑他不必離開北平，因此曹才決定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虛雲上人在昆明辦滇藏佛教分會時，雲南民政長官羅容軒秘訪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數十萬，多對上人供養，羅從上人處證實上人積蓄過百萬，便向上人要錢。虛雲帶羅容軒出房走進大殿，手指菩薩說：“他若開口說給你多少錢，無論多少我都給你！”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託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