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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1938年抗戰開始後，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歷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臺，使得社會同憤，輿論譁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傅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1940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俞頌華離開重慶到香港。他說：“我們所珍重的是名節……名利身命，糞土而已！”香港淪陷後，他在友人的店中當管賬員。在日機的轟炸下，他坦然地對朋友說：“吾人所重者，志節。身命土苴耳。今其試驗時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樂斯去東南視察，故意繞道去他的家鄉江山縣。他們到達一處農家門前停車，下來後，一位老農連忙招呼兒孫們為他們搬出桌椅，叫人沖茶。戴很得意地向梅介紹他家鄉人如何好客，如何對遠方人有禮貌。為表示親近，戴笠用家鄉話和老農交談起來，滿以為會受到更大的歡迎。誰知他的家鄉話一出口，老農便問他貴姓，等他說出之後，老農馬上大聲對他家人說：“我道是什麼人？原來是戴春風，不要衝茶了。桌椅給我搬進去！”他的孫兒們立刻“撤座”，弄得戴笠無法應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譯向梅樂斯解釋。隨從們責問老農，老農很乾脆地說：“別的人我們還願意招待一下，戴春風他自己清楚，他在我們家鄉幹過什麼？他的母親還住在家裡，他敢把我怎樣，他還要不要娘？”原來戴笠年青時為江山縣有名的惡棍，家鄉人恨之入骨。他雖然發跡了，但有骨氣的人始終看不起他。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蓀自中共建國後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要新鳳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吳祖光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一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並不是什麼大事，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1967年元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裡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50年代初，林徽因為了保護北京城牆，曾在人代會上據理力爭，還闖進過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爭辯。據說，彭真說不過她，最後拿出毛澤東的批示來才將她壓下去：“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標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麼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著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