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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準的大學。武漢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於美國，武大應與此重要地位相稱。”王后來很看重自己對武大的拓荒之功，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武漢大學校長銜。

1931年，《中學生》雜誌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箇中學生，”“（先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箇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阿炳為小道士時，師父教其吹簫、吹笛、拉胡琴、彈琵琶、學崑劇、京戲，待其極厚。一次中秋之夜，師父帶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師徒兩人駐足二泉池畔，但見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師父諦視良久，自言自語：“二泉啊二泉，我何時才能替你譜一首曲呢？”他告訴阿炳，惠山二泉從很遠很遠的古代傳來，可以從中聽到來自古代的聲音，有“關關雎鳩”之聲，有“呦呦鹿鳴”之聲……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臨終寫道：“若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語不及私。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慧。

黃炎培對黃萬里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多次教育下屬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鑑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鑑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吳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誡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而有師生晝夜輪流守護。陳後來對梅貽琦校長說：“想不到師道尊嚴，今日尚存於教會學校之中。”幾十年後，梅認為：“辦了幾十年教育，陳先生這句話，對我是最高獎賞。”

命運第二十二

“自改革”的命運

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卜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