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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城又轉口對杜說：“你在外面有危險，在這裡（指監獄）既自由又安全。”

高長虹到延安後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系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後，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1941年，在日本的推動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總務部長關口保（日本人）赴青島與南京汪精衛政府代表周佛海簽訂蒙寧協議書。德王對汪精衛居於他之上統轄“蒙疆”表示不滿。他說：“今天日本人忘了他們許下的幫助蒙古建國的諾言，反而叫我當汪精衛的兒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兒子，但不能做它兒子的兒子。”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大漢奸褚民誼忽然從蘇州監獄內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他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為慎重起見，特把這件事交與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第二處處長葉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蘇州找褚民誼，由他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葉沈兩人到南京他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迫不及待，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端神秘地不肯先說，只再三叮囑務必認真妥慎辦理，因不僅關係到他的生命與前途，而且認為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怎樣落到褚民誼手中。結果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臟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抗戰勝利後，梁鴻志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志，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發配到安徽的茅嶺農場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麼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戰勝利後，吳鼎昌為蔣介石出主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國共和談之後，雙方厲兵秣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請願和平代表團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赴南京，在下關遭國民黨特務毒打。26日，請願代表團質問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為什麼用武力打內戰解決問題，吳回答說：“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臺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後，剛走下發言臺，只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原來是腦溢血發作，一昏不醒。之後，“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佈：傅先生棄世了。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訊息馬上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凌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愛傅斯年的臺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後經多方勸導說明，學生們方才散去。傅斯年遺體火化後，葬於臺大校門右側一空地，名為“傅園”。

四面樹敵

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剎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裡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面樹敵嗎”？胡風只好放棄齋名，但在劫難逃，一年後即被捕入獄。

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在50年代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問他怎麼也會成為右派。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面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