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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損公司價值觀的做法有任何的妥協。”

與薩克斯家族的高雅、有教養以及高品位對比，溫伯格顯得愛耍小聰明，脾氣倔犟，並且盛氣凌人。“我們學會了以華爾街的標準求生存：你所做的一切都只允許是正確的—不能有一丁點兒錯誤，”溫伯格回想當年他做報童時就曾與人打架在背上留下了刀傷時這麼說，“我們不會從任何一個生意上或任何一個客戶面前敗退下來。”基德爾·皮博迪日後的一位高階合夥人艾伯特·戈登對溫伯格20年代的強勢態度直到70年後還記憶猶新。高盛與雷曼兄弟當時正在準備聯合承銷一次大規模的發債—全國乳製品公司5　000萬美元的債券。戈登當時代表高盛與大陸保險公司（Continental　Insurance）的薩姆納·派克（Sumner　Pike）進行了商談，他堅信市場低估了全國乳製品公司的信用程度。出於他自己的觀點，當然也是基於一定的分析，戈登極力推薦派克投資全國乳製品公司的債券。為了表示感謝，派克在公司董事會中還有雷曼家族的人任職的情況下堅持將其中的200萬美元購債合約給了高盛。大陸保險的一份訂單—在那一次發債中最大的單筆交易，同時也是高盛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單—給高盛帶來了7萬美元的佣金收入（相當於現在的80多萬美元）。戈登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是溫伯格作為主管發行業務的合夥人把功勞全都記在了自己名下。這可不是他們之間唯一的一次衝突。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迴歸路漫漫（2）

戈登後來回憶道：“他是以做交易見長的人，而且一手建立了公司的場外交易業務，高盛與所羅門兄弟和阿謝爾公司（Asiel）都是20世紀20年代知名的經紀公司。溫伯格爭強好勝，以鐵腕掌控著高盛。他想讓我過去幫他幹，但是我卻主動要求調到商業本票及創新業務部門去。他一次又一次地想拉我加入他的業務，但是我就是不為所動。他過於強勢的經營風格我無法接受。”

溫伯格比較熟悉當時的市場，並且對資料、人物、市場的變動都非常敏感。舉例來說，有一次公司要為西爾斯發債定價，公司最精於數字的斯坦利·米勒趕製了一份可觀的報表，表的一側詳列了各種可測的利率水平，另一側對應地列著到期的年份。為了這份報表，他沒日沒夜地坐在龐大的NCR加法機前低頭做著算術。就當米勒正要展示他的成果之時，溫伯格舉重若輕地說該次債券應該以票面價附加的息券出售—事實證明他的定價分毫不差。

溫伯格看人的本事也很值得稱道，而且有一次確實是憑藉這個本事避免了鉅額虧損。時任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的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他經常在交易所內堂而皇之地向成員們以個人名義借貸，有的時候一次就能開口借數十萬美元而且從不提供任何質押。理查德·惠特尼當時在公眾面前的身份還包括摩根證券（House　of　Morgan）的經紀人，摩根大通銀行的高階合夥人之一喬治·惠特尼（George　Whitney）的兄弟。他身材高大，衣著光鮮，而且態度強硬。能有如此身份的人開口借錢似乎是他看得起你的表現—但是他卻很傲慢地把溫伯格的名字錯叫成了“溫斯坦”（Weinstein）—況且這次惠特尼向溫伯格借錢的總數比之前的人少很多了，僅5萬美元。溫伯格當時對惠特尼說他要考慮考慮，回到辦公室之後，他馬上給惠特尼打過電話去說這筆錢他不能借。後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麼不當面回絕惠特尼，溫伯格面帶羞澀地說：“我偶爾也要做一次紳士。”

溫伯格並不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他有的時候也相當大方，小E·J·卡恩（E。　J。　Kahn　Jr。）在1956年《紐約客》（New　Yorker）的人物簡介中記述道：“當聽說他之前的一位競爭對手遭遇了巨大困境的時候，溫伯格親自給對方打去電話，當確證了對方的悲慘境遇之後，他果斷地答應為對方提供每週100美元的生活費直到其去世。”當B·F·百路馳的董事會於1931年在阿克倫開會時，當地銀行開始出現擠兌的現象，也就意味著百路馳面臨著一段艱難的時光，其數千僱員也前途難測。溫伯格自告奮勇去當地幫助他們，花了整整10天的時間檢視銀行的賬冊。在確信只要有足夠的錢就能幫助該銀行擺脫困境的前提下，溫伯格給紐約的多位銀行家致電並說服他們向這家銀行注資。阿克倫本地銀行重獲生機，百路馳的資金及僱員都未受影響，溫伯格回到了紐約，對他而言這樣的事情都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