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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指令時總是言簡意賅而且非常精確，因此，他總是要求別人也要非常精確，他禁止將“確切資料的小數點”去掉。經常為高盛提供諮詢服務的耶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史蒂夫·羅斯回憶道：“費舍爾·布萊克看起來像更學術界人士，說話的口吻也像學術界人士。而且他還保留著一些學術界人士的習慣：比如，在講電話時為了以正確的方式回答你的問題，他可能會在電話另一頭停頓很長一段時間。”在對他的期權定價模型和他的文章進行研究之後，日本人和歐洲人都對布萊克崇敬萬分。對於他們來說，長時間的停頓和嚴謹的表達方式更能表明他是一個天才。

儘管交易員和數量分析員的能力能夠整合到一起，但是他們獲得的報酬可能有天壤之別。如果數量分析員開發出可供交易員進行交易並贏利的新點子，他一年就能夠獲得約15萬美元的收入。但是利用模型進行交易並且根據指示進行交易或沒有進行交易的交易員一年的收入可能是前者的10倍之多。數量分析員嘲諷地解釋這種現象：“世界上有形式型和實質型兩種人。如果你完全是實質型的，你實際上根本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會採納你的主意。”有一個數量分析小組在他們的牆上掛了一張表格，希望透過這張表格來發現最佳的職位，即處於什麼職位的人能夠獲得最高的收入。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轉型（8）

布萊克過於量化一切事情。他嚴謹的邏輯和只能進行邏輯思維的能力導致他將一些毫無理性的現象描述得極其理性。比如說，有一天他讓高盛所有人放下手頭的工作，因為他認為高盛應該在金融期貨上做空—100億美元的空頭。“如果我們對自己足夠坦誠，我們應該做空期貨以便能徹底對沖我們在現金市場上的敞口。這樣的話，我們對於市場風險的敞口將為零。”

“你知道那要用多少錢嗎？”戴維·塞芬問道。

“我知道。我已經核算過每個部門每個小組的市場風險敞口。平均下來，公司每天做多100億美元。所以如果要排除這些市場風險敞口，我們只需做空100億美元的金融期貨就可以了。”

“‘只’就是關鍵詞，”塞芬回憶道，“對於費舍爾來說，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那只是理論上的想法。對於高盛來說，它只有不到10億美元的資本金，根本無法想象“只”用超過公司資本金10倍的資金進行做空操作。對於他們來說，布萊克的建議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在實踐上卻是毫無道理，甚至有些瘋狂。另外，對於在現實世界生存的高盛來說，在上升的市場中做多而不是做空對於其併購業務、承銷業務、資產管理業務，以及其他所有業務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與高盛交易室的狂亂情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布萊克永遠都保持著冷靜和內心平衡。對布萊克來說，模型能對交易員進行系統性約束，以防止他出錯，同時也能透過試驗來增強交易員的直覺。在布萊克的心目中，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在資本資產的定價上在三個方面有所不同：昂貴的資訊、昂貴的管理和昂貴的交易都是使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發生摩擦和偏離的原因。每一種偏離都為交易員提供了贏利的機會。布萊克一直持有一種觀點，一種他認為超級贏利的觀點：中央銀行的干涉並不是出於贏利目的，而是經常對利率和匯率進行自由市場所不能進行的調整，這些非營利性調整能為敏銳和理性的交易員提供大量的贏利機會。他希望高盛的交易員也能將這種觀點貫徹實施。布萊克認為中央銀行的干涉往往是非理性的而且是錯誤的，如果交易員能夠進行反向操作那麼他就能贏利。類似的贏利機會在80年代比比皆是。

在他到任幾個月中，布萊克在掉期交易上開始大量建倉，出現的情況與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課堂上講授的價值線公司指數股價異常波動類似。這也正是自1982年以來在堪薩斯城交易所以錯誤價格進行交易的一份期貨合同。價值線公司指數是幾何平均數，而非算術平均數，而幾何平均數有時會小於算術平均數。因此，期貨合同價格容易被高估。①所以最合適的做法就是做多股票，做空期貨—除非所有交易能夠自動進行，否則這肯定是個噩夢。幸好高盛當時引進了自動交易系統DOT（直接訂單交易），所以它們能夠自動大量地進行頭寸的匹配：買入價值線公司指數的所有股票並做空所有期貨。這樣的頭寸為高盛帶來了大量的小額掉期利潤—小到不會對市場產生任何影響。在1986年的春天和初夏，這種多—空的頭寸安排一直在穩定地增長直至其佔據了價值線公司指數1/3的市值。這意味著堪薩斯城的市場參與者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間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