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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時像孩子般喜歡惡作劇，這也有利於他“聯絡群眾”，博得好感。一次，一個三青團籌備處的青年幹部在馬路上大搖大擺地抽菸，老遠看見他迎面走來了，立即把捏著香菸的手藏在大衣口袋裡，若無其事地向前走。這一切早已看在小蔣眼裡。當那幹部走近蔣專員時，小蔣卻故意停下來和他說話，不露聲色地東拉西扯。那幹部很尷尬又不能不陪聊，一會兒，那位幹部的手止不住地抖，口袋裡冒出了煙，小蔣又故作驚訝地幫他把火撲滅了。他這才哈哈大笑，從容地笑著點題：“你知道籌備處的戒菸條例不應違反，這是好的，錯了就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不要弄虛作假。我老早看到你把煙揣在口袋裡，所以我就故意和你說話。果然布包不住火，真象終於敗露了。”那位幹部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小蔣和他親切地握手，連說“對不起”，各自走了。他這種戲謔式的批評，比他父親雷霆震怒罵一頓效果好得多。

蔣經國在贛南時期，規定對贛南的任何工人，不論是產業工人，還是服務性工人，都得稱他們為“工友”，不許叫工人，或“茶房”、“黃包車伕”、“汽車司機”等。長期居住在贛南的人，從開始不習慣到慢慢習慣叫“工友”了。但路過贛南的人，卻往往不習慣叫“工友”，仍叫旅館工人為“茶房”，叫人力車工人為黃包車伕等，這樣一叫，“工友們”就有意見，因而常發生爭吵事件。一家旅社的青年工人這樣責難旅客，說：“委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專員都尊重工人稱工友，不許叫茶房，你為什麼要叫我們是‘茶房’呢？”後來這位工人把警察找來了，警察對旅客批評了一頓才算了事。

一些年齡較大，稍有覺悟的工人，對蔣經國這一套則沒有多少好感。他們覺得是不是尊重工人，不表現在嘴巴上，他們說：“叫一聲工友，難道就改變了我們工人的地位了嗎？蔣專員如果真是關心愛護我們的工人，少給我們搞些額外負擔（指這樣那樣的會議，向總裁行禮、背誦贛南家訓等等），就謝天謝地了！”不過，話要說回來，叫工友總比叫茶房、車伕更好聽，含著些許尊重。

蔣經國在贛南還組織並親自參加過許多宣慰贛南人民和宣慰抗日將士的活動。有的是由他率領專署政工人員和三青團江西支團的宣傳人員數十人赴贛南各縣進行宣傳慰問，用演戲、說唱、快板等形式宣傳講解他的“新贛南建設計劃”，宣傳蔣介石的“豐功偉績”和講解他的“贛南家訓”等。每到一縣或區、鄉就要召開宣慰群眾大會。會後，他還要搞些什麼“訪問貧苦民眾”呀，慰問表彰建設新贛南的“有功”人員呀！頒發由他署名或簽名的獎狀、獎品等等。他還在新贛南大禮堂前面的廣場設立一座“留芳牌”，樣子像過去的忠節牌坊，凡對當時的建設工作做出特殊貢獻的人，就把他們的名字刻在上頭。這雖有籠絡人心，為他效命的成分，更有表彰群眾，樹立楷模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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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愛民（2）

那時候，“蔣經國”這牌子很吃香。不屬於贛南地區的宣慰活動，也要把他拉進去。如“西北宣慰團”、“江西各界赴粵北前線慰問團”的團員中，都有蔣經國的大名。三青團江西支團組織的“江西青年前線慰勞團”則是蔣任團長，全團約四十餘人，奔赴江西上饒三戰區慰問司令長官顧祝同，上高副長官羅卓英、臨川副長官上官雲相以及浙江金華浙省保安司令黃紹竑等。蔣經國並未去，只是打著團長蔣經國這塊牌子，散發了大量的印刷品，印有慰勞團團長蔣經國的名字，並揚言“蔣團長”即日就要趕來親自慰問前線抗日將士們。這樣一來，顧祝同、羅卓英、上官雲相、黃紹竑等人為了討好蔣經國，反而發動當地機關團體等組成了“歡迎蔣經國先生遠道光臨指導”的盛會，慰問者倒成了被慰問者。蔣氏慰勞團借光受到各軍政當局盛大的接待，高階菸酒、山珍海味地造，耗費了不少財力物力。結果以所謂“蔣團長因有要公不暇分身”為藉口臨時中止親來慰勞，由副團長代向前線將士深致敬意了事。與此同時，慰勞團人員還向各地大肆宣傳“新贛南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所有這一切，說到底，無非是宣傳蔣經國個人而已。批評者認為他是沽名釣譽。

蔣經國為了把他的“親民”、“愛民”活動搞得更加白熱化、制度化，曾於1940年起，明令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為“贛南官民同樂節”，開展官民同樂活動。每逢這一天，要在贛南各地廣泛召開官民座談會、聯歡會等。在贛州召開的官民座談會，照例是由他在會上報告一年來贛南經濟建設的各項成就，並徵詢到會者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