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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並沒有被稱為隱君子。例如，直到19世紀，習慣性的飲酒到了足以擾亂公共秩序的程度時，還只是被看做“社會問題”。認為一個人可以成為隱君子的觀念始於19世紀中葉左右；直到後來這個術語才被廣泛使用，而酒癮這個術語被廣泛使用則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話來說，隱君子這個詞的發明是一種控制機制，即一種新的“權力/知識”網路。然而它也標誌著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計劃道路上邁出了一步，這種計劃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畢竟，隱君子是“走極端”的人，“走極端”這個詞不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還涉及對個人命運的拒不接受。

癮標誌著一種對個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進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癮的特別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來予以理解。癮必須從這樣一個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在這個社會中，傳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遭到更為徹底的摧毀，而自我的反射計劃則相應地顯得尤其重要。在個人生活的廣泛領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習慣所規定的地方，個人只好不斷地進行生活方式的選擇。此外——這是至關重要的——這種選擇不只是個人態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選擇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換言之，生活方式選擇是自我的反射敘事的構成要素。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劍橋，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為一種身體反常這一事實使人們忽略了癮、生活方式選擇和自我—認同之間的聯絡。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諾受到了阻礙，以至它被認為是一種疾病，與任何其他的疾病沒有什麼兩樣。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的早期綱領已經承認，戒癮意味著對生活方式進行深刻的改變和對自我—認同進行再審視。就像心理療法和勸告療法的情況那樣，參加聚會的人會感受到一種批評或指責被懸置的氛圍。成員們被鼓勵公開地袒露自己最隱秘的關切和擔憂，而不必擔心受窘或有辱罵性的反應。這些團體的主旨是對自我敘事進行重寫。

在一個後傳統秩序中，如果個人想把個人自主和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感結合起來的話，那麼自我敘事其實必須不斷地進行重寫，而生活方式實踐則必須不斷地與其保持一致。不過，自我實現的過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癮能具有如此廣泛的性質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任何模式或習慣都可能成為一種癮。癮的概念在傳統文化中幾乎沒有意義，在那裡一個人今天做昨天做過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傳統存在連續性，而且一種特定的社會行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認可為是正確和恰當的，那麼幾乎就不能把它稱為一種癮；它也並不具有什麼明確的自我特徵。這種情況下個人別無選擇，但同時也無須在自己的行為和習慣中顯露自己的身份。

那麼，癮從反面顯示了在某種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計劃走上了後期現代性的舞臺中心。癮是闖入（也許以一種非常間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計劃的行為方式，但拒絕受制於這種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癮對個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難看出為什麼在戒除它們的這個問題上有如此多的治療文獻。癮是不能進入未來的，而其本身也不在個人現在必須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關切的範圍之內。

每一種癮都是一種防衛反應，而且是一種逃避，即承認缺乏自主性，這給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層陰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劍橋，1991。就不太嚴重的強迫性行為而言，羞愧感僅為輕微的自輕，即反諷式地承認“我似乎只是被這玩藝給迷住了”。在比較明顯的強迫性行為中，自我的完整性從總體上說受到了威脅。更加廣泛的社會準則對這種情況的形成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那些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受到關注的癮不太容易識別，無論是被這種癮所涉及的個人還是其他的人——也許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況的介入才會被識別。正如我等一會兒將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這種情況，而對於工作來說也是如此。一個有著一份體面工作、因害怕遭辭退而拼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認他（或她，這較為少見）的行為中的強迫性質。只有當其他的事件介入時，他之忘我工作的防衛性質才得以彰顯——例如當他失去職位而身心崩潰，或者婚姻破裂時。可以說，工作對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種暫停，一種減緩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長期的麻醉性經驗。正如這一措詞所表明的，他已習慣於經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義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回到性癮這個問題。某些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