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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再見到他，但他第二天沒有給我打電話卻又傷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為自豪。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86頁，曼德里恩出版社，倫敦，1990。

格麗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並且常常想到自殺。在那家診所指點她加入了SAA團體之後，她一連幾個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觸。這期間她因涉嫌福利詐騙而被拘留：當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職之前曾領取了她沒有資格得到的福利救濟金。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則成了當地這起轟動一時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幾個婦女權利組織的支援。

在法庭上，幾個受到同樣指控的、先於她出庭的婦女都認了罪；然而她卻力陳自己無罪，最後，對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麗因此成為了一個旨在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濟而受到懲處的婦女們平反的團體的重要成員。她說她逐漸看清了“婦女是如何受到鄙視，她們為了設法生存下去會得到多麼嚴厲的判決”。為她們的權利而鬥爭，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說，“性是獲得權力的一條途徑……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徑。”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439頁，曼德里恩出版社，倫敦，1990。她開始與一個男人建立一種新關係，跟他住在一起，儘量不與別人發生性關係。

格麗的行為是否就像那一長串男性勾引者一樣，是試圖儘可能地嘗試各式各樣的性生活嗎？我想答案理所當然是肯定的。她透過利用色相來進行某種追求，這隻能被看成是一種對自我—認同的受挫的尋求；這種努力並不是傳統的追求愛情。她主動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裡等他們打來電話。她的自我評價與其性技能密切相關，這包括她獲得和給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還記錄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數量。

然而；她的故事確有著某種絕望的、悲劇性的色彩，這種情況有時也見於同類男性的經歷中，但通常沒有那麼明顯。當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採取某種類似於傳統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慾看做是自己性行為的組織性動力的態度，而不會產生太多的心理問題。但即使有這樣的女性，格麗也肯定不在其中，因為她的行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來，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僅酗酒而且脾氣暴躁，常常向孩子們發洩。他把家裡的4個女兒都給姦汙了；格麗學會了對他“友好”——換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護自己和姐妹們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當地保護兒童權益機構的官員報告了父？的惡行。當一位社會工作者來家裡調查時，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後，父？便對她大發雷霆、拳腳相加，此後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開的抱怨了

格麗“需要性”。她是試圖把嘗試新的性經驗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結合起來。她早就懂得，在一個她對其實際影響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給予了她一種控制手段。格麗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虛幻；而且也的確如此：她的行為實際上就像一位喜歡尋花問柳的男人，卻沒有那種為大多數此類男人視為當然的物質支援，或廣泛的正式承認。她可以召來男人，主動尋找新的性夥伴，但她進行性交往中在某個方面卻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則不受限制。許多、也許是大多數男人仍然覺得女人像他們慣常對待女人那樣對待他們是不恰當的，而且具有威脅性，需要不斷的性認可已成為格麗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卻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會環境中尋求這種認可。

癮的性質

在斷定把格麗的行為說成是性癮這一點是否合理之前，先讓我回到一個比較一般的層面，思考一下癮這一概念的可能含義。癮的概念最初幾乎完全與對酒精或各種各樣的藥物的化學性依賴相聯絡。一旦這個概念被醫學化，它就被界定為一種身體反常：在這種意義上癮指的是生物體的一種狀態。不過，這一概念掩蓋了癮表現為強迫性行為的事實。甚至就化學性依賴來說，癮事實上是可以根據某種習慣對個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響以及戒除它的困難程度來測定的

所有的社會生活從本質上說都是慣例化的：我們日復一日地重複著習慣性的行為模式，而這些行為模式既形成了我們的個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產了我們的行為所促成的那些慣例。但這些慣例並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內肯在行為模式、習慣、強迫性行為和癮之間作了一組有益的區分。克雷格·內肯：《上癮人格：根源、儀式和恢復》，赫茲爾頓出版社，明尼蘇達，1988。行為模式只是一種有助於安排日常生活的慣例，但個人在需要時可以改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