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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北碚辦學，經濟困難，為維持學校費用，梁漱溟把夫人的結婚戒指都變賣了。在香港辦《光明報》，他是社長，薩空了是經理，他給自己定的工資是月薪一百元，給薩空了定的卻是二百元。因他生活節儉，獨自在港，花銷小；而薩空了全家在港，負擔重，梁又把自己一百元工資的一半貼給薩空了。

友事（2）

寫梁漱溟的友人，政壇首當要提的是毛澤東，學界要寫的是馮友蘭，還有那個軍閥韓復榘。

“我和毛澤東本是老朋友，相互間比較熟悉，見面時無話不談，有時發生抬槓，他批評我不對，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諫飾非……”　10

梁漱溟那場“要雅量”釀成“廷爭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須複述。梁說他與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龍附鳳。梁漱溟的堂兄梁煥奎生於湖南湘潭，早年供職於湖南省學務處，與毛的岳父楊懷中交情不淺。梁煥奎曾保薦楊懷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煥均又是楊懷中的學生。1918年後，梁煥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時楊懷中到北大任教，與梁煥奎過從較密，絕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住在楊懷中家裡。1917年梁漱溟已擁北大教席，與楊懷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訪楊懷中討教哲學問題，寓寄楊家的毛澤東常為其開門，點頭相識，卻不互通姓名。毛澤東後由楊推薦在北大圖書館當月薪八塊大洋的管理員。後來，毛澤東在湖南發起的“驅張（敬堯）運動”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援。不久楊懷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員。而承辦楊懷中喪事的就是毛澤東……11

再以後，梁漱溟1938年訪問延安，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竟通宵達旦，所以毛澤東後來公開宣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毛、梁同庚。梁長毛兩個月。

即令在“廷爭面折”之後，梁漱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　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生日壽禮。12九十四歲的梁漱溟在追憶當年那場論爭時檢點自己說：　“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　13這兒的“他們”顯然包括周恩來。

至於周恩來，梁漱溟“不計前嫌”，不介意當年說他想“升官發財”、“一貫反動”什麼的。他認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會因為發生一件事情而改變對周的認識”。一直認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並設身處地地想，周在那個會上只能與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長馮友蘭兩歲。

他們本有“師生之誼”。據馮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學系讀三年級時，梁曾授其印度哲學課。1921年梁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美留學的馮得知此書出版“心中驚喜，渴欲一讀”。讀後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長函，談感想（實際上是書評），並直率地提出“不能贊同之點”。梁漱溟將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見他們的諍友情深。後馮也成為卓有建樹的學者，兩人交往不斷。1971年歲末，梁回憶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學系故舊多已凋謝，致馮信雲：“難得吾二人還在北京，相距尺咫，豈不可一談耶？”馮請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見甚歡。飯後握別時馮還頌《論語》：“發奮忘食，樂已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抒情懷。轉至1973　年，馮發表“批孔”文章，梁不以為然。在致友人的書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諂媚江青，我責叱之。”顯示一種諍友精神。1985年，馮九十華誕設家宴，馮女宗璞稟父之意電話請梁光臨。梁斷言拒絕。但即覆信說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參加壽筵。”14磊落大方。馮接信並無慍色，倒覺這種直言，是很難得的。遂命女宗璞寄《三松堂自序》，並信雲：“如蒙閱覽，觀過知仁，有所諒解，則當趨謁，面聆教益，歡若平生，乃可貴耳。”“來書直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故亦不自隱其胸臆耳。”並期冀“實欲有一歡若平生之會，以為彼此暮年之一樂”。15梁接到信後，隨即閱讀，不顧腰病臥床，仍用三四天時間，堅持將書讀完。梁見老友在書中意識到“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譁眾取寵。寫文章只能寫我實際見到的，說話只能說我真想說的”，如果這樣，　“就不會犯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了。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