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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全場一片歡呼，“官府萬歲！變法強秦！”還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長萬歲！”眾人如夢方醒，立即奮力高喊，“左庶長萬歲！”竟是大海波濤般連綿不絕。眾人興奮的喊聲中，衛鞅一行已經悄悄的離開了。

隨著三月二十櫟陽大集的結束，左庶長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傳遍了秦國山野村莊。

“一個老藥農的小孫子，扛了一根椽子，便從左庶長手裡得了一百金！”還有比這種故事更能激起窮苦庶民好奇心的麼？人們絡繹不絕的趕到南山裡的商於山地，看老藥農爺孫，聽少年和老人講述那迷人的夢幻般的故事。後來，有人還看到了老人蓋的房子，看見縣令為老人戰死的兒子立的功德碑。一傳十，十傳百，官府的信譽便在這神奇的口碑中矗立了起來。再後來，人們就只有聽老人一個人講故事了。聽說那個少年已經從軍去了。

第七章　瓦釜雷鳴

一、左庶長開府震動朝野

秦孝公並沒有輕鬆起來，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衛鞅雖然已經明確做了左庶長，成為總攝國政的大臣。但衛鞅如何行使權力，才最有利於大刀闊斧的變法？這是國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把衛鞅的這個變法作坊建立起來，使之立即投入運轉。去冬大雪天的時候，秦孝公就想透了這個最關鍵的環節，決意仿效東方列國，使衛鞅成為開府治國的丞相。丞相開府治國，這是進入戰國後東方列國的普遍做法。所謂丞相開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對獨立的權力機構，全權處置國家日常政務，國君只保持軍權、官吏任免權和大政決策權。國君和開府丞相的這種分權治國，在戰國時代達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準。丞相開府治國的實際意義是，國家戰車由一馬駕馭變成了兩馬駕馭，治國效率與國家生命力明顯增高。象魏國、齊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國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軍事上斡旋，就是因為國家政務由開府丞相全權處置。丞相治國權的穩定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了國家由於君主年幼或昏聵無能，而產生的迅速衰落與政權顛覆，大大的有利於國家穩定。

但是，對於落後的秦國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長期的馬上征戰，秦國的權力機構從來都很簡單。早秦部族時期，是直接的軍政合一。一個最高頭領加左右兩個庶長，便是全部最高權力。立國之後雖然官署多了些，但與東方大國相比，依然帶有濃厚的簡單化與籠統化。即或在春秋最強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時期，秦國的官制也沒有擺脫傳統的軍政合一，權力結構的劃分依然很是簡單籠統。在這一點上，秦國與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個聖人級的領袖，這就是周文王。他對發達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攏吸收，使周部族在作為殷商西部諸侯的時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與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權保持著大體上的同一性。沒有這樣的基礎，就沒有後來另一個聖人級領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禮》的可能。也就是說，周部族在諸侯國時期，已經做到了與中原發達文明保持大體同步，已經完成了國家權力結構方面的基礎準備。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沒有湧現建立基礎文明的聖人，所以在成為諸侯國三百年後，依然保留著簡單落後的官制，保留著落後的治國方式。

整個春秋時期，秦國的官制很簡單，名稱也很怪誕，這一點與楚國大體相當。國君稱為“伯”，實際上是“霸”的意思。執政大臣稱為“庶長”，先後曾經有過大庶長、左庶長、右庶長等不同設定。掌軍事的大臣為“威壘”與“帥”。掌國君護衛的將軍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將百里奚的官職定為“相”，大約因為百里奚是東方士子而用了一個東方執政大臣的名稱。從此以後，“相”這個職位在秦國一直沒有出現過，直到秦孝公時期，執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長。秦獻公時期，有了“大夫”的設定，但職勸依舊很模糊。譬如甘龍是上大夫主政，同時又有一個執政的左庶長，事權自然就多有糾葛。

秦國沒有設過丞相，也從來沒有過由一個大臣獨立開府來行使權力的先例。長期征戰，閉鎖關西，秦國朝野長期孤陋寡聞，對重臣開府治國所知甚少，也很難理解。相反，對開府的另一面——分權倒是更為敏感。在貴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覺得這是在和國君分庭抗禮，大有叛逆之嫌。秦國既往的治國大臣，只有秦穆公時代的百里奚和秦獻公時期的上大夫甘龍，稍稍有一些“開府”的影子。實際上，也就是八九個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辦些糧草賦稅賑災濟民之類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