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第2/4 頁)

處，爭水爭地要聽憑官府裁決……這一切，對隨心所欲的老秦人來說，簡直彆扭得要死。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顛倒過來，如何不感到彆扭？豈能不大發怨聲？

山野農夫們如此，櫟陽城裡的國人也是如此。所謂國人，說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領地的工匠、商賈、市人和農夫。在這幾種人中，稱為“百工”的工匠地位較高，商人則地位較低，自由農人地位居中。但在戰國時代，商人遠不象後來那樣被稱為“賤商”而大加抑制，只不過沒有工匠那樣受人尊崇罷了。因為工匠絕大部分是官府經營的作坊的技師，是典型的“國人”，而商人則絕大部分是私人業主，官府對待他們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國人對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懲疲”法條。所謂懲疲，就是懲治懶惰懈怠和不務正業的遊手好閒分子。《周禮》稱這種人為“疲民”，所以懲治這種人的法令便稱為“懲疲”。衛鞅頒佈的獎勵軍功、獎勵農耕的法令中同時規定，對這種“疲民”給予嚴厲懲罰：無論農工商人，凡是因為懶惰、懈怠而貧困者，一律罰為官府奴隸，男人做苦力，女人做僕婢；凡是有業不操而遊手好閒者，一律罰為官府奴隸，強迫勞動；凡罰為奴隸者，夫妻不得同居，家人不得同事一主。更嚴厲的一條是，主犯家長一生不能恢復為自由籍的平民。

對於這種懲罰，忠厚勤勞的人們自然不會反對，也不會有怨言。但忠厚勤勞者一般都謹慎怕事，影響力很小。大發怨氣的是各種疲民。這些人都很刁鑽強悍，通常專門靠欺壓良善、敲詐商賈、偷雞摸狗、搶劫財物為生。還有一種“富疲”，由於家道富裕不缺錢財，便不事勞作，逃避兵役，專門遊蕩四方，做遊俠式的好漢。這種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響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種家道中落的“士疲”，識得字，讀得書，偏偏下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搖唇鼓舌評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員中傳播道聽途說的各種流言，或幫著“富疲”出謀劃策蹭飯吃。這種“士疲”對懲治疲民的法令罵得最為刻薄尖酸，說懲疲法令是“蛇蠍心腸，有損陰德”，是“老嫗當家，陰氣到頂”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國人中的怨言，上層也是一片怨氣，大不安寧。

衛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對宗室貴族的懲治，即所謂懲治“貴疲”。宗室貴族，就是國君（國王或國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來的傳統，這種人是天生的貴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樣是世襲的高等級爵位，從國庫中領取極為優厚的俸祿，享受包括高車駿馬、大片府邸在內的各種特權待遇。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因為他們是王公貴族，他們的享受是無法被剝奪的。可是，《軍功受爵法》卻橫空出世，赫然規定：取締世襲爵位制！凡宗室貴族，如果沒有軍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兩年無軍功者，除去貴族籍；一旦除籍，貴族就是庶民，原由國家提供的各種特權一律剝奪，享受的國庫物資一律沒收，附屬僕傭一律歸官府，其家人與其他人口（如庇居親戚），不得在府邸、田產、車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來貴族待遇；現有爵位的貴族，包括家人在內，必須嚴格按照家長爵位的高低等級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財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絲毫僭越。這樣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顯貴。無功者，雖富而不得芬華”的現實，鼓勵人們為國家立功。

這種法令對秦國的宗室貴族來說，直是匪夷所思！

三皇五帝以來，貴族縱然無功，最差也是個等級較低的世襲貴族。何曾有過沒有功勞就會被開除出貴族階層的怪事！說到底，那時的貴族畢竟還是國家骨幹，想為國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數，而且確實有許多建立大功的貴族人物。尋常時日，正派的貴族也會認為，為國家建功立業是完全應當的。可是有了這道法令，有功的貴族們便認為這是蔑視宗室貴族，刻意限制貴族，感到尊嚴受到了大大傷害。那些無功也無能、整天混日子的“貴疲”們，則惶惶不安，大罵衛鞅是挖秦國的老根，是吃裡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惡法”！

一些宗室貴族便秘密串通，來找宗室貴族中最有地位的嬴虔。

在宗室貴族中，嬴虔非但曾經是大權在握的左庶長，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實上的上將軍，但更重要的是，嬴虔還是先君秦獻公的長子，是最顯赫的宗室貴族大臣。如果嬴虔也反對這種侮辱宗室貴族的“惡法”，他們就可以再求見國君訴說委屈，形成氣候，衛鞅的這種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締，甚至衛鞅本人也極有可能翻船。可是，當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陸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