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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和法院（10）

於是委託解士輝律師先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起訴。初審責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別墅的證據，但過了很久再也沒有訊息。等到再開庭，有沒有“豪華別墅”的問題，突然變成了“有沒有聽到過這種傳聞”的問題。有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人作為被告的證人站起來說，聽到過。於是，被告勝訴。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是，原告是“公眾人物”，這方面的法律保護應該減弱。判決很奇怪，我倒無所謂，最大的遺憾是那個“證人”並不是深圳朱某，我沒有把他從黑暗裡引出來。 上訴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在終審中引出了一個“惟一證人”，替被告證明，他在深圳“聽到過”這種“傳聞”，於是，維持原判，仍然是我敗訴，被告勝訴。判決書上鄭重地寫出了這個“惟一證人”的工作單位、職業和名字：“廣州《新經濟》雜誌聘用記者朱××（原件為實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終於被我引出來了！但他怎麼跑到廣州去了？ 廣州的資深記者董曉敏先生看到他們勝訴的訊息後十分震驚，立即到《新經濟》雜誌社詢問，該雜誌的營運總監明確回答：“我們雜誌根本沒有這個記者！” 你看，我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全國很多報紙都報道了我敗訴的訊息，卻沒有一家願意調查一下，那些“豪華別墅”到底在哪裡？ 過了幾天，北京的報紙以通欄大字標題刊登，那個勝訴了的被告還要到法院反訴我，理由是，我表示過，“豪華別墅”的說法是“不實之詞”，而他則認為連“不實之詞”也不能說，因為“沒有能力核實或沒有條件核實不代表不想核實”。我說“不實”，是篡改了法院判決。因此，可能他要反訴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訴。當然，他們又必然勝訴。 從此，中國人說話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藥，只能恭恭敬敬地說人家“沒有能力不造假或沒有條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隨便批判盜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說人家“沒有能力出正版或沒有條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說誰是壞人，只能說人家“沒有能力做好人或沒有條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們太繁忙了，一時顧不過來。 那位“惟一證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於與他們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頭移向了我。他一邊到法院“作證”，一邊在《山西文學》上連續發表談話，有一期的醒目大標題是《餘秋雨肯定是有問題》，據說這話是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對他說的，一下子把他們多年來對我的所謂“歷史問題”的誣陷責任，全部栽贓到了魏明倫先生一個人頭上。 魏明倫先生立即發表宣告表示強烈抗議，朱某不得不發表了一份承認“嚴重失實”的道歉，但一轉身又在《山西文學》上以頭版頭條“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發表他與北京那個餘某的兩次對話，這兩個人給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誕的政治結論，而且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那兩個蒼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來，他們覺得已經完全能夠控制法庭和媒體，因此徹底地有恃無恐了，充分地享受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狂歡。 他們還在不斷炫耀自己的有權勢背景。例如那個朱某發表了他與原中共深圳某工業區退休書記的談話，其中他對那位書記的諂媚、奉承、吹捧、歌頌，很少有怕羞的讀者能夠讀得下去。他又借那位書記之口，歪曲書記的原意，說巴金“不得好死”，並把這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