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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裡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物件，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著，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佈：挖防空洞。&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關閉的窗戶（2）

挖防空洞，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系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象。 沒有那麼多工兵，沒有那麼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麼辦？用歷來習慣的群眾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製。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著香菸在上面“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鉅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麼地段。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裡，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鉅鹿路。鉅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只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錦華里，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裡。穿過一條富民路，鉅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佔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著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隨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裡去了。只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開啟，總會伸出一箇中年人的頭。頭髮紛亂，穿著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關閉的窗戶（3）

鶴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面，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內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麼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於是我們三人就回復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只會偷懶，還不快乾！” 我轉身一看，只見一個穿著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麼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麼著？”他睜大眼睛盯著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麼囂張。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工宣隊裡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只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