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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結合”進來的一個老幹部。 我輕聲對他說：“爸爸，只要事情還捏在他們手裡，你的問題天天會增加，上一趟廁所也會升一個臺階，由它去。現在的關鍵是要把全家養活，我聽說我們在農場勞動每月會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貼，這就夠了，我第一個月就會寄錢來把祖母送回老家。” 說到這裡我說不下去了，爸爸也一聲不響，低頭看著地面。有了一點津貼，可以支付祖母回鄉的路費，但這是小事；此間真正的大事在於：怎麼能讓七十六歲的祖母一個人回鄉！我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決定，是一個足以使我們全家在鄉親間永世抬不起頭來的決定，但是這個決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樣堅定，全無說服的餘地。 我在與祖母細細談了幾次之後，才知道她執意回鄉的理由。 她並不瞭解時事政治，但已親眼看到，在她最後兩個兒子一個屈死、一個被關之後，孫輩的前途都是遠離上海。我要去外地軍墾農場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場了，兩個小弟弟也已不斷地到農村去“學農”，根據當時趨勢，以後必然也是上山下鄉的命。既然全都發配到各地農村去了，為什麼不一起回家鄉呢？ 她相信，只需經過幾年努力，每個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彎地調回老家，重組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家庭，省得每個人分頭在遙遠的異地呼喊不應。 她還判斷，我爸爸被批鬥得那麼厲害，即使以後放出來也不會給他一個像樣的工作了，那還不如回到家鄉與兒子們一起務農。 當這個藍圖在她腦海裡慢慢形成，她就為家鄉的老屋擔憂起來。長年沒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裡一貧如洗，拿不出修理經費。惟一的辦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檢視，然後動用親族之情和輩分之威，請村裡的後代熱心人一點點地補磚、添瓦、換梁、塞漏，最後成為一個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個大家庭居住的處所。 祖母的這個計劃，就我家內部而言，實在稱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當初闖蕩上海而終於散落遠荒的餘家子弟，全部召喚回來。然而當時要完成這個計劃，沒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來有可能幫她一把的我媽媽，現在也為我的兩個小弟弟的生計，到處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這個宏大計劃，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歲老太太的這次回鄉，氣勢非凡，似有旌旗馬蹄相伴。 這也許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後一個災難時刻吧？祖母要在半個多世紀前自己初嫁餘家的房舍裡，調動起她最後一點影響力，為餘家尋找一條退路、築造一個歸巢。 她要用農耕倫理的大熱鬧，來彌補傷心都市的大荒唐。 當時的爸爸，思維能力一定遠在祖母之下。這不能怪他，一則是，他被關暈了，已經無法作出整體思考；二則是，即使不關，他在這方面也歷來趕不上祖母。&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冬天的斯坦尼（8）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歷來最怕冷的爸爸裹著那件我們送去的破棉襖，蜷縮在關押室裡。破棉襖裡邊是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他本來是準備穿著這套制服自殺的。現在這個念頭已經打消，制服還是穿著，我與他告別時還特地伸手進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這裡默默地盤算日子，不能為任何一個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後是我出發。等我寄回第一筆津貼，媽媽立即去買火車票，送祖母回鄉。前後三次骨肉分離，都下大雪。 媽媽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車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買另一張火車票的錢。但是，七十六歲的老祖母為了餘家前程在大雪天獨自出行的壯舉，肯定把上蒼也感動了，媽媽在火車站見到了我中學的同學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車。曹文清是去杭州，卻在杭州車站為我的祖母辦完了轉車手續，並一直攙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餘姚車站要下車時，祖母又遇到了剛從上海下放到鄉下勞動的遠房親戚朱雲楚。為這事，祖母后來一直誇耀：“出門一路，好人一路！” 終於到了。吳石嶺的半山以上都是積雪，上林湖的邊沿結了薄冰，高地地村子裡那間老屋，也正被大雪覆蓋。開啟冰冷的鎖，屋內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從梁間漏裂處紛紛飄入。 全村還不知道老太太回來，但鄰居幾個後生眼尖，先跟了進來。他們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來！” “桂新，灶間生火！” 三天以後，她一拐一拐，由兩個本家的孩子扶著，到吳石嶺去上墳。腳下都是殘雪，滑滑的；胸口棉襖裡揣著一束香，暖暖的。&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關閉的窗戶（1）

從農場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