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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我在文匯報社頂層熬過了寒冷而苦惱的三個月，我把包括餘秋雨在內的幾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餘秋雨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 我“槍斃”了他的稿子，他不記仇，頗有雅量。實際上他寫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徑，直接查閱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捲起了角。他的稿子不僅文筆漂亮，而且內容紮實，從理論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體系的特點和缺陷。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只須刪掉一些應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學報上也能發表；但作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個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堅持學英語，喜看英文原版書。每天早晨，大家剛起床，他已站在陽臺上朗讀英語。季節已入冬，冒著嚴寒讀英語，可真不易。“文革”時期“讀書無用論”盛行，誰會拼命學英語？餘秋雨書桌上所放的一大堆書籍，除了幾本魯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說還是戲劇理論書，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餘秋雨為何對英文原版如此感興趣…… 他當時很窮，經常向徐企平借飯票，借了之後又還不出。到後來，徐企平總是慷慨主動支援他。他們兩人並不在一個系，關係卻很密切，因為都在“文革”初期受過造反派的衝擊，都屬於“保守派”，共同語言特別多。據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業務水平在同屆學生中最拔尖，戲劇文學系教師都想讓他留在系裡，但都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造反派手裡。小余表面上很活躍，其實他內心很苦悶，他父親有歷史問題，很可能會影響他的分配，影響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畢業生，沒有工資，經濟困難的人可以申請補助，一般只能領到十二元。小余家裡很窮，他每月領十二元補助，還得貼給家裡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錢，怎麼維持生活？ 胡錫濤先生的這些回憶發表時我在國外，隔了很久才看到。與許多老人的回憶一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親身經歷的部分，後面很多道聽途說的內容就難免以訛傳訛、笑話頻頻了。我與胡錫濤先生實際接觸的時間很短，初見面時彼此不認識，沒有成見，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較純淨。那麼多年過去了，幾乎再也沒有見過他。朦朧中覺得似乎在北京某單位禮堂看電影時匆匆閃過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現在什麼樣子了，估計見面時還能認得出來吧？ 讀了這些片段回憶，我很感動。因為在讀到的當時，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風捉影的誹謗。誹謗者們雖然口氣越來越大卻始終找不到絲毫證據，最後發現只有一點能講得稍稍具體一點，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並由此推斷我參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能夠反駁這項誣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錫濤先生不可能站出來。這是因為，他如果站出來，必然要牽扯到他當時確實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樣一個事實。我和他，既無交往又無交情，他又何苦做這樣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誹謗者們之所以那麼肆無忌憚，很重要的原因正在於，他們斷定一切有證人資格的人，都不願去沾染這一些早已被他們攪渾了的遠年事件。 但是，他們低估了人們的道德勇氣。 胡錫濤先生在“文革”中確實走過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災難的死灰復燃。他冒著危險，拼將自己的餘年站出來了。 作為最權威的證人，他主動地發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筆，與我一字無涉。 誰都知道，當年他寫作這篇文章，責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應為他承擔責任的人都已無法出來承擔。因此，他今天的承擔，是一個“到我為止”的決絕行為，他的身後已沒有退路。我幾乎能聽到他的心聲　：把再多的罪名壓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著，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誣陷。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個回答，也是他對人生的一個交代。站在當代的一大批誹謗者面前，他顯得那麼高貴。&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冬天的斯坦尼（5）

胡錫濤先生在回憶中，有一個細節說錯了：我當時已經領不到每月十二元錢的補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學金，大致能勉強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學院食堂的伙食費。但是“文革”開始後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領了。當時的一切經濟補助都以政治身份為前提，沒有一個單位敢給一個“階級異己分子”的兒子一分錢的補助。 那是怎麼度過來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體的感覺、影象和場景，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飢餓。 借飯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師一個人開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圍的每個專業人員，王亞侖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匯報文藝組的每個編輯、記者，褚鈺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