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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卻在文明底線之內，具備辯論的基礎。這就像，有人說你是“強盜”你很難駁斥，有人弄錯了你的學歷你卻會站出來更正。 我從胡錫濤先生那裡，第一次近距離地知道了一種“學術性大批判”是怎麼回事。那種“大批判”並不罵人，也不像當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將那樣滿口髒語惡詞，而還是保持著一種外層的理論態勢。但是，這種理論態勢完全是單向的，根本不考慮批判物件的邏輯結構和歷史過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預定概念進行斷章取義的組接，然後得出一個個危言聳聽的政治結論。他們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實就是追求在斷章取義和危言聳聽這兩者之間的大膽跳躍。 在見到胡錫濤先生之前，這樣的“學術性大批判”文章也在報刊上見過一些，只是因為我們對批判物件知之不深，尚無切膚之痛，而這次胡錫濤先生要評論的卻是我們專業範圍之內的斯坦尼體系，那就難於承受了。 其實斯坦尼是一個去世已久的外國戲劇家，我們毫無衛護他的必要，更何況在我們連自己的親人也不能衛護的年代。但是，文化邏輯在當時已成為生命價值的最後一條防線，我們的迂闊勁頭浮起來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兩個：一是胡錫濤先生徹底“槍斃”了我寫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二是對立過一陣後五個專業人員很少再與胡錫濤先生講話，等到我去外地軍墾農場勞動之後，留在文匯報社的四個專業人員與胡錫濤先生之間已經互不理睬，胡錫濤先生獨自埋頭去寫一篇叫《評斯坦尼體系》的文章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冬天的斯坦尼（4）

我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的被“槍斃”，純屬必然。不要說胡錫濤先生，即便換了全國任何一家報刊，在當時也不可能發表這樣的文章。我非常喜歡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但因為已經接觸過布萊希特的理論體系和中國戲曲的表演美學，認為一個演員僅僅“從自我出發”來表演是不夠的，還應該從生活出發，從表演形態出發，文章主要寫了這個問題。 我寫這麼一篇明知要“槍斃”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對即將永別的文化話語的一次告別性沉醉。小王師傅說，我這輩子再也不可能碰這些東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還想碰點別的，就到報社的資料室去找書。沒想到這個資料室因為天天開放，清理得特別乾淨，連一本可讀的書都沒有。兩位楚楚動人的小姐，管著一大堆剪報。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閱讀的權利，我狠狠心，乾脆把今後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書拿了出來。這稍稍需要有一點勇氣了，因為據報紙公佈，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不積極參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語，被取消了“畢業”資格。我故意在一片口號聲中讀英文，當著胡錫濤先生的面讀英文，在一輩子下鄉的前夕讀英文，確實有點“表演”。按照當代的說法，有點“作秀”。但只有我內心知道，這是一個決絕和無望的文化祭奠儀式。窗外，是百年外灘。 其實，胡錫濤先生當時在文化思想上雖然挺左，在人品上卻是一個仗義君子。例如，我們幾個專業人員的召集人王亞侖先生，也是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一個進修班的畢業生，當時下放在一家工廠，他班裡有一個叫何西明的同學，來自邊遠地區的小劇團，劇團領導苦苦積蓄多年，湊成一筆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來買舞臺燈光裝置，沒想到他掂著這筆款子一進上海市第十百貨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個工薪極低的人，一輩子也賠不起，更覺得無法向劇團交代，居然要上吊自盡，被人發現後救起。我們從王亞侖先生處聞知此事後，決定集體簽名給何西明所在地區的各級領導機關寫信，以證人的身份請求由政府免除賠償。做這些事，胡錫濤先生特別起勁，他並不認識何西明，但每次簽名都帶頭，還到報社的各個編輯室徵求簽名，因為當時《文匯報》有名，容易獲得外地領導的信任。這事後來終於給我們辦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謝，然後天天在他失竊的櫃檯前抓小偷，一連抓了十來個。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個同學因尿毒症去世，由於我談起過這位同學的一些情況，那天我到報社報告死訊時，胡錫濤先生立即霍然站起，雙眼含淚，其實他根本不認識我的這位同學。 我很快就下鄉了，握別各位與我一起受盡委屈的專業人員，也與胡錫濤先生告別。此後，這位“左傾”的學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讓我想起中國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劇。沒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後，讀到了他在武漢《今日名流》雜誌上對那段往事的回憶。 且引幾段—— 為了這篇文章（即胡錫濤先生寫的《評斯坦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