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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裡包含著什麼，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　，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裡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託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賓士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溼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併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錄。&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借住何處（2）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螢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裡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影象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螢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