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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於社會大道。歷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溫飽。但顯而易見，他比我崇高。作為他的大兒子，而且是他被關押後家裡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難言。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寫到過，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牆角後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孃…… 這事我當時聽到後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於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 這種種動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將和職業誹謗者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奸”，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佈槍斃他的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鬥爭”一模一樣。但我現在看來，再也沒有別的作為，比陳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動作更能揭示一場災難的恐怖本質的了。 與我爸爸一樣，陳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樣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中國男人。  ＇返回目錄＇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借住何處（1）
從爸爸的一疊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撐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著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他又花出極大的精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藉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裡，有時去公園閒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几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像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訊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