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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聲，更加響亮。我突然想起當年熊院長要老杜敲門的事，覺得這聲音似乎與我有關。 “進來！”我說。 進來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見就站起身來，卻不知叫他什麼合適。 他姓吳，在我考進這所學院的第一天，就見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讀的那個系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軍人，是我們這些學生平日能見到的最高領導。“文革”中當然被作為“走資派”而打倒，但始終沒有成為焦點，“文革”結束後那麼多年，一直沒有見著。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剛剛考上大學的那個時候。但是他，居然用軍人的姿勢向我“報告”！ “院長，”他說，“我向你檢討！” “吳老師，”我終於憋出這個稱呼來了，儘管他從來沒有做過老師。他早已離休，我上任時翻看各級幹部名冊都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師比較合適。“請坐，慢慢講。”我說。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離退休幹部們不放過他，要求學院給予公開處分。他來找我，一是檢討，二是表示願意接受處分，三是希望這個處分不要張榜公佈。 “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我問。 原來，一位老戰友病逝，他趕回家鄉去送葬，回來時另一位老戰友出點子，說自己的兒子是火車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後面的角落裡回上海，不用買車票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卻想不到，到了上海，沒有車票是出不了站臺的。他被火車站當作逃票者扣押，後來只得由學院派人領回。領回後，老幹部們一片譁然，認為他丟了老一代革命軍人的臉，不僅要處分，而且要開批判會。 “其實這事用不著找你院長本人，我……”他顯然已經被一批與他同資歷的老幹部搞得很緊張。 “吳老師，你應該找我。我保證，你不會為這事受任何處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無法向他說明理由，便把驚訝不已的他送出了門。 理由很簡單，這是貧困造成的，與品質無關。 革命軍人進駐上海後，雖然做了幹部，有很大一部分還過著相當艱苦的日子。照理，他們的薪水在當時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滿，又要撫養一個不小的家庭，情況就很嚴峻，這位吳先生就屬於這種情況。我還記得做學生時有一年春節給各位師長拜年，其他老師家都會端出一點糖果，而他家端出來的卻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見家境拮据。 他用幾十年前做軍人時的一聲“報告”，不經意地提醒我，他一直處於軍人般的清寒之中。這樣的事情本來我只需同情，不必負責，但他向我“報告”了，因此又不經意地提醒我，從此，這個院落裡的很多喜怒哀樂，都與我有關。 人際關係，　並不是我想簡化就能完全簡化。你看這位吳先生，差一點就要接受處分和批判了，而且，說起來，處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來消除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這個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鬥爭和批判。&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

有人敲門（12）

吳先生走後，我又站到了視窗，再一次看著這個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長多麼想讓這裡變得蔥蘢整潔、文明雅緻，但結果呢，多少呼嘯、狂喊在這裡發出，多少冤案、慘禍在這裡產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淚斑斑的歲月中去了，當時，這間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後來，是所謂“革委會”和工宣隊的辦公室。 現在總算安靜了。 能一直安靜下去嗎？ 能出現熊佛西院長理想中的世界嗎，連進門都要輕輕敲三下？ 正這麼想呢，“篤、篤、篤”三下，真有人敲門了。 已經受過“報告”的驚嚇，這下我從容了，鬆鬆地叫一聲：“進來！” 我扭頭一看還是站了起來，進來的是導演系的薛沐老師。 薛沐老師與我私交很好。在那麼多老師中，熟悉學院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節、重要人物，卻又能不摻雜自己感情作出冷靜評價的人並不多。導演系卻有兩位，一位是胡導老師，一位是薛沐老師。胡導老師我接觸較少，但我每次發言和報告時只要看到他在場，總會特別注意他的表情，因為他歷來最為客觀、公正。薛沐老師曾多次與我相伴到外地講學，客舍空閒，時時長敘，無話不談，便成密友，儘管在年齡上他是我的長輩。 他受過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期，學院內一位清室弟子疑點甚多，被人揭發，蒙冤入獄，他受不住逼供，胡亂交代說，曾與薛沐老師和陳古愚老師一起圖謀成立一個地下組織迎接國民黨回來。幸好這份交代破綻太多，沒法定案，但薛沐老師已成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發，就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當然不必細述。歷盡如此災難他還能保持冷靜，真是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