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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但主要還是在校內聯絡同道,討論對策。大家謀劃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淨而善良,他們怎麼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第一次會議確實開得很好,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麼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少數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復辟,只有造反才能開闢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向了學院的領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這種裹卷著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爭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後,原先跟隨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後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中央號召,大勢所趨,怎麼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確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確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掌了權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進去了,那麼,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產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營,堂堂將帥豈能變節,於是乾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撐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至於心中還在堅持什麼,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著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顛顛,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著碗。穿行在標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幾十年後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裡必有一個空碗,身後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返回目錄'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3)
真正讓我產生傲氣的,倒是後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後來又遭了難。儘管他們當時從來不願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他們天天想著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想著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對於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裡時時皺著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麼,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檔案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人在當時早已是弱者,並沒有還手之力,因此打倒的舉動一點兒也不英勇。相反,在當時的情況下保護可憐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氣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湧在這些造反派首領背後的一大堆渾濁的泡沫。如果說,幾十年後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握手叫聲“老同學”,甚至成為朋友,卻絕不可能對那堆泡沫這樣做。學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兇的,一定是那些哭著、喊著的“反戈一擊”者,他們一開始不敢參加造反,後來看到形勢大變,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選擇,便轉過身來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師。更讓人噁心的是老師隊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許是以揭發別人來自保,後來便一發而不可收,天天揭發,月月揭發,年年揭發,揭發物件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幹部,三天兩頭從檔案裡丟擲幾條沒頭沒尾的材料,變成大字報公開張貼,於是“專案組”林立,“批鬥會”不斷,任何最不可能成為鬥爭物件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膽,全院終於陷入了一種徹底的混亂。 據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絕大多數高校,情況基本相同。 什麼是“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請研究者們注意這樣一些場面,而這些場面並不僅僅出自我們學院—— 一位文質彬彬的老者站起來,指著另一位站著的老者柔柔地說 :“我希望你好好回憶一下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關係。那年他來這兒,你離他只有一步之遙,他與你隨意說笑,我雖然聽不見,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他臨走時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難道能否認,這不是一種責任的交託?” 一位中年女子對著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負責人喊一聲“你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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