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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報道了藍蘋的行蹤：

“藍蘋，平常高談闊論，思想偏激，今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與政府軍相同的站在民族戰爭的最前線，藍蘋為之大大興奮。聽說在二個月之前，藍蘋即已離滬赴陝北，希望一見毛澤東，並報名在‘紅軍大學’唸書……”

哦，“希望一見毛澤東”！

第七章　奔赴延安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從上海來到延安，從藍蘋變為江青，是她一生的轉折點。

關於她是怎樣由上海進入延安的，向來眾說紛壇。

傳說最多的，是她經重慶進入延安。

後來細查這一說法的根源，乃是依據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

這是一本嚴謹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頁，寫及中國電影製片廠攝製《中華兒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電’又完成了《中華兒女》，由洪偉烈攝影。這是沈西苓抗戰時期編導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後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電’，擔任編導委員，即著手拍攝《中華兒女》，前後花了近一年時間，於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該書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著，飾演《中華兒女》中劉二嫂一角的是藍蘋！

這就是說，藍蘋離開上海之後，曾到重慶參加過《中華兒女》一片的攝製。

於是，說她從上海經重慶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據了。

不料，那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劉二嫂一角由“藍蘋飾”改成了“康健飾”。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電影公司的女演員。

隨著這一筆誤的更正，種種關於江青由重慶進入延安的傳說也就失去了依據。

也有人說她經武漢去延安，那是根據當時上海其他文化人進入延安的路線而作出的判斷，難以證明江青也是走這一路線。

筆者採訪了關鍵性的當事人徐明清之後，也就廓清了這一歷史迷霧……

江青前兩次來上海，都跟徐明清有著密切的聯絡。第三回來上海時，開初找過徐明清，後來失去了聯絡，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記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於一個名叫莫仲喬的人的出賣，便衣警察來到浦東，在女工夜校裡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敵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說要小便，進入學生何淑君家裡，悄悄告訴這個學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趕緊轉告王洞若！”這樣，黨組織很快就知道了這一重要資訊。

徐明清在上海關押了三個月之後，被解往杭州。經黨組織和陶行知先生多方營救。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釋出獄。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

出獄後，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的領導人丁華、王洞若。王洞若是她過去在南京曉莊師範時的同學，也曾在“晨更工學團”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紹入黨的，這時成了黨組織領導人。她在彙報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問起了江青。她這才知道，在她入獄那段時間裡，江青不僅在上海演話劇，而且演電影，“藍蘋”成了上海灘的“名演員”。不過，“藍蘋”出名，多半並非因為她的演技，倒是因為她在電通影業公司。跟編劇、劇評家唐納鬧戀愛、然後又吵離婚，一唐藍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那時，上海大報、小報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納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的訊息，轉眼間，又紛紛刊登江青離滬北上，唐納追到濟南，在濟南賓館自殺卻又被救，唐納、江青雙雙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訴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對她都有看法，不過，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聯絡——雖然這時她的黨組織關係並未恢復，也沒有參加共青團的活動。她曾對王洞若說：“我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經很難在上海開展工作，加上敵人已經抓過她，知道她的情況。

一九三六年七月，“東工委”向上海臨時工委要求給西安增派幹部，以加強東北軍中地下黨的工作。王洞若考慮到西北方面需要幹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買好火車票之後，徐明清聽人說江青“瘦得像個吊死鬼”，便決定去看看她。

那時，唐納剛和江青一起從濟南迴滬不久，“唐藍事件”鬧得滿城風雨。

徐明清打聽到江青住在法租界畢勳路（今汾陽路），找到了那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