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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平原分局書記。這樣，黃敬沒有進入延安，而是在晉察冀軍區工作了多年。不過，有時他要去延安開會、辦事……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她是從西安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北行，朝延安進發。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仍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她從未騎過馬，勉強騎了上去，十分艱難地前進，總算到達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於洛河之濱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開重要會議，史稱“洛川會議”。

據江青自雲：

“當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開會，我甚為驚慌，深恐在他們面前昏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

“他們全體都出來迎接我（對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這樣盛大的歡迎也說不定），我心裡想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還好，我和他們都握了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

江青對維特克的談話，不時夾雜著“吹牛”的成分。諸如“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全體都出來迎接我”之類，便屬“吹牛”。

不過，由此倒可以確定江青到達洛川的時間——因為洛川會議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輛卡車，終於來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確定她到達延安的時間，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見到延安的寶塔山，見到延河，見到舊城牆，見到南門上刻著的“安瀾”兩字，江青都顯得新鮮、激動。

喝著小米粥，生活在頭上包著毛巾、身上穿著藍布衣服的陝北農民中間，這跟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有著天壤之別。沒有自來水，只能在混濁的延河中洗衣。蒼蠅飛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馬桶。漫天風沙代替了上海灘舞廳裡的香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①

對於取“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云，含義有二：

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幹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

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時候來到延安的，還有上海的女演員李麗蓮。她參加過四十年代劇社演出《賽金花》，也在由夏衍編劇、明星影片公司攝製的《壓歲錢》一片中，飾演過張曼一角。

江青來到了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這倒不是審查她作為電影演員的歷史，因為她隨身帶著的那本劇照相簿以及李麗蓮都足以證明她確是上海的影、劇演員，而且所演的戲、電影一般都是屬於左翼的。

問題在於她的黨籍。她深知，進入延安，黨籍是至關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島由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可是，這年七月，當黃敬被捕、她倉促逃往上海之後，就跟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絡——儘管她來上海時，所接觸的田漢、徐明清都是中共黨員。黃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在北平恢復了中共黨員身份，所以後來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領導職務，而江青在上海卻沒有恢復黨籍。正因為這樣，她從上海來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時，並沒有帶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也正因為這樣，她進入延安，要求恢復黨籍，中共組織不能不對她進行審查。有人說“江青”是毛澤東為她取的，這不符合史實。因為她一九三七年進入延安之初所寫的自傳，便署名“江青”（原稿現存在中央檔案館），當時毛澤東還不認識她。

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臺灣，改名郭華倫，擔任臺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

據郭潛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臺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採訪時，回憶道：

“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九至十月發生黨籍問題。”

“江青的黨籍恢復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九、十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十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復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六個月。陳然（引者注：即郭潛）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

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說得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