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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一起。只是唐納在濟南自殺未遂，江青姐姐發來電報，江青才趕往濟南，不得不和唐納攜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原是李大約之子李葆華。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華調離北平。據當時跟黃敬一起共事的陳伯達向筆者敘述：“柯敬史同志宣佈黃敬、林鐵和我組織‘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慶施。“三人委員會”，相當於市委書記。也就是說，中共北平市委由黃敬、林鐵、陳伯達三人負責。

不久，黃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中共的蘇區代表會議。據陳伯達回憶，中共中央北方局劉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會議，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黃敬。會議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即海倫？斯諾）同行。

黃敬很早就結識美國記者斯諾，所以斯諾曾說：“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俞大衛，亦即黃敬。斯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進入延安採訪，住了四個月，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斯諾的延安之行是透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也出了大力。

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斯諾夫人在幾篇文章都談及“大衛？俞”——黃敬：

“大衛？俞告訴我，共產黨五月份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會議，這將是中共領導人的一次空前盛會。如果我能及時到達，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平時總是被敵人的封鎖線所隔離，相距數百或數千英里。大衛作為華北代表要上那兒……”①

①海倫？斯諾，《延安採訪記》，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啟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運動後常來我家，……他對我談了五月延安舉行共產黨代表大會。大衛是北京共產黨的書記（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點），是這次大會的代表。他說他同我應坐同一次車前往，但要假裝彼此並不相識。我們就這樣做了。”②

②尼姆？威爾斯，《談〈西行漫記〉及其他》，《讀書》一九七九年五期。

據斯諾夫人的《延安採訪錄》和《續（西行漫記）》兩書所載，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她在鄭州給斯諾發信說，“W在火車上病了，他暈車。D平安無事，我把鉛筆等物送給了他，他似乎很喜歡。”

此處的“D”，即“大衛？俞”，亦即黃敬。“W”即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的兒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

四月二十三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黃敬離開西安。四月三十日，抵達延安，“我看見了第一顆紅星”。

五月二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了準備。就在這次會上，黃敬結識了毛澤東。

斯諾夫人在《延安採訪錄》中，專門寫了一節《同大衛？俞的談話》，記述了黃敬對中國革命的種種見解。她寫道：“我記得他五月二十日就離開了。”這表明，黃敬是五月二十日離開延安的。

和黃敬一起去延安開會的北平代表，還有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楊學誠，師大黨支部林一山，民先隊（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李昌。

黃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

由於日軍佔領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處境很困難。中共中央北方局發來通知，要黃敬去太原。

筆者在訪問陳伯達時，據他回憶，黃敬此行與他同行。

當時，陳伯達離開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後，他帶著妻子諸有仁、長子陳曉達坐船到了青島。不久，黃敬也來到青島。他們結伴，從青島來到西安。

陳伯達由西安進入延安。黃敬則於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達太原。那時，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談判。黃敬向他們彙報工作後，奉命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來到晉察冀軍區所在地五臺工作，先後在那裡擔任中共晉察冀區黨委書記、冀中區黨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