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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討論彙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給《提綱》羅列了三條“罪狀”，朝彭真開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關鋒、林傑那兩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被彭真壓了兩個半月”的文章，公開見報，對中共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了。

康生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到陝西給正在那裡的鄧小平：“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消《二月提綱》的通知。”

鄧小平坐飛機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談話。既然是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只得照辦，叫列席會議的王力起草一個通知。

在中國，有兩個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個王力，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賓，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時，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發表小說《晴天》時，署筆名“王力”，取“王犁”之諧音。由於“力”筆畫簡單，他竟從此以“王力”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當《紅旗》雜誌創刊時，王力擔任編委，從此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內。從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一九六三年起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據王力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話：“中央於二月十二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書作者曾多次訪問王力，請他回憶“文革”歷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了這一《通知》，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見了，不高興，說道：“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麼撤消。應當重新起草。”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負責起草。陳伯達要王力一起寫。這樣，陳、王二人寫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開會討論，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檔案！”彭真聽了，苦笑道：“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

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澤東見了，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毛澤東提議，搞個檔案起草小組，在上海再起草。毛澤東提名陳伯達為組長，小組成員十人，即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四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問題，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也就在這一天，在上海，檔案起草小組的成員們聚會於錦江飯店。組長陳伯達和組員康生去杭州開會了，小組便由江青主持。

這個小組所起草的檔案，亦即《通知》。這不是一般的《通知》，卻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檔案——《“五？一六”通知》！

剛剛完成《紀要》的江青，此刻居於異常顯要的地位。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當即由張春橋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派人直送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也成了顯要人物，人們笑稱他成了“秘書長”。

在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康生從杭州回來了。據王力回憶，這兩位“大秀才”居然“這以前他們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透過了《通知》草稿，決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現在這樣的中共高層、核心會議上——儘管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關鋒、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員。這些大“左”派們，以“檔案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出席會議。江青踏進會場，顯得趾高氣揚——因為二十八年前的“約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不能不說是她的莫大的勝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卻沒有在會場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覆復改定了《通知》，交會議透過就是了，用不著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劉少奇。他半個月前才從國外訪問歸來，對於急劇變化著的中國政局有點茫然。

會上唱主角的是兩個人：一是康生，向大會傳達了毛澤東跟他在杭州三次談話的內容，批判了彭真、陸定一；另一個則是“新星”張春橋，五月六日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介紹彭真、陸定一等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