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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江青對文藝工作的意見要各地貫徹執行——因為這是中共中央檔案，而不是發在報上的一篇文章。

最為重要的，還是在於檔案中說明《紀要》是經過毛澤東“三次親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託”，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後臺”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劃發表梁壁輝、姚文元的文章，江青畢竟只在幕後操縱。推進“京劇革命”，抓“樣板戲”，江青的那篇《談京劇革命》，也遲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開發表。這一回，江青以一顆“政治新星”的姿態，在全黨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語，對《紀要》作了高度讚許：

“這次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檔案。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檔案。它不僅適合於軍隊，也適合於地方，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絡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紀要》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輿論準備，說明了“文化”方面非來一個“大革命”不可。《紀要》的核心段落，是這麼一段話：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引者注：所謂“離經叛道”論加上前面提及的“寫真實”論等七論，後來被稱為“黑八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摘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鉅、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基於《紀要》對全國文藝界的“左”的估計，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興起。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後來改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說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遠遠超出了“文化”的範疇，但最初便出自於《紀要》。所謂“文革”，就是從《紀要》中提出的“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開始的。

江青以為，過去抓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罷官》，“只是抓一些個別問題”，這一回，要“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了！

《紀要》，成了江青上臺的“宣言”。雖說在《紀要》中，江青尚無任何頭銜，只是“江青同志”罷了，只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為了黨的事業”，跟部隊的同志“平等地進行交談”，但《紀要》的下達，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將擔任要職了！

第十四章　“旗手”登基

參與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以來，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儀式的，總是北京市市長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這個“慣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門城樓上竟見不到彭真的身影！

這意味著彭真遭到了“麻煩”。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煩”：自從三月底毛澤東在杭州一連作了三次批評彭真、批判《二月提綱》的講話之後，四月一日，張春橋迅即寫出了《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