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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劉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這四人工作仍在原單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來北京，參與“中央文革”一些檔案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全文只一句話：

“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

這樣，“中央文革”有了兩名顧問，陶鑄排名於康生之前。

這樣，“中央文革”成員，增至十八人。

據王力回憶：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無機構，也無制度，向中央反映情況，陳伯達靠《光明日報》總編穆欣，穆欣靠《光明日報》的內部刊物。當時辦公地點在釣魚臺十四樓，就是最初起草檔案的那個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陳伯達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當辦公室主任，另有收發檔案的機要秘書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個真正的“小組”，常務機構不過一個組長、一個辦公室主任、一個秘書而已，何況組長、辦公室主任還是兼職的。

“中央文革”後來大大“膨脹”起來：機構膨脹、權力膨脹。那是在江青從南方回到北京之後。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四十攝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醫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正式稱江青為“第一副組長”。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待陳伯達病癒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權力已大大膨脹，“代理組長”已成為“實權組長”

“中央文革”後來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這位“實權組長”手中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躍為“中央首長”，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人物——雖然她的職務只是那麼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而已。此是後話。

毛澤東坐鎮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達之後，彭真被停職（三個月後被撤職），北京亂得像開了鍋：

五月十七日夜，鄧拓自殺。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殺。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榨、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生首先揭起“紅衛兵”之旗，聲稱“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

毛澤東卻坐鎮杭州。

從一九六五年春開始，毛澤東不大在北京。他喜歡杭州，常住那裡。不過，他行蹤常變，難以料測：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長沙。此後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來長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則興致勃勃，來到江西井岡山，寫下《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七月，當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從海外歸來時，毛澤東出現在北京，接見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視山東、安徽、江蘇。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來到了杭州……江青呢？來來往往於北京、上海之間，也曾幾度去杭州。

毛澤東長時間不在報刊上露面。他在沉思著，在策劃著發動一場政治大風暴。

風暴終於猛烈地襲擊著北京。這正是毛澤東所預期的。他坐鎮抗州，密切關注著北京的動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於正在來臨的政治風暴，似乎缺乏應有的熱情。毛澤東日益不滿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

其實，把吳冷西派往《人民日報》社，也是毛澤東決定的。

吳冷西記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喬木忽然通知他，說是毛澤東召見。那時的吳冷西，是新華社社長。而《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是鄧拓。毛澤東不滿於鄧拓編輯的《人民日報》。那時，一場政治大風暴——反右派鬥爭，正在興起。毛澤東調吳冷西進入《人民日報》，擔任總編輯，同時又兼新華社社長。實際上，毛澤東以吳冷麵取代了鄧拓。一年多以後，鄧拓調離了《人民日報》社。

一晃，九個春秋飛逝。眼下，毛澤東對於吳冷西的不滿，相當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