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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的這一段話，概括了進行“文革”的目標：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由於《“五？一六”通知》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詞也就從所有的報刊上消失了。

“文革”，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機會。她再度成為活躍的演員，只是如今她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

“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個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組長，要陳伯達“組閣”。

陳伯達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議名單，決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加以增刪。

原起草小組除陳伯達組長外，組員共十人：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成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內中陳亞丁換成了謝鏜忠，因為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而謝鏜忠是部長。把陳亞丁列為組員，不列謝鏜忠，不合適；倘兩人都列入，則總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刪陳亞丁，加入謝鏜忠。

在組員之中，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張春橋提為副組長。吳冷西被刪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增加劉志堅，是因為他參與了《紀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除了因為王任重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寫了不少雜文（常以筆名“龔同文”發表），而且由於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上的講話，關於政治掛帥，頗受毛澤東重視，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經中共中央批發下達全黨。

江青的目光，仔仔細細掃視著名單，發覺少了一員重要的“左”將——姚文元。

雖然陳伯達瞧不起姚文元，說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不過礙於江青的情面，還是讓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級別，按資歷，姚文元是最低最淺的一個。

這一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報毛澤東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從此，江青有了一個重要的實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這個小組，通常被人們簡稱為“中央文革”。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檔案上，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

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員和群眾見面時，主持者逐一介紹，介紹到江青時說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由此也就傳了開來。

不過，她其實不只是“第一副組長”，連組長陳伯達都怕她三分。後來，她實際上成“中央文革”說一不二的組長。

四個大區的成員，增補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前任鄧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殺），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

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

楊植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