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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她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一些問題。
在訪問了鄧穎超、康克清之後,維特克又要求訪問江青。
中國的有關接待部門考慮:鄧穎超早在一九二七年便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解放後擔任了全國婦聯第一至第三屆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戰爭時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會委員,解放後擔任全國婦聯常委、副主席。她倆都是中國現代婦女運動領導人,由她倆接待維特克是恰當的。可是,江青並沒有跟中國現代婦女運動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維特克並不合適。當然,更使外事部門擔心的是,江青那麼任性,說起話來沒這沒攔,吹起牛來沒完沒了,所以外事部門極少安排她接待外賓。
不過,維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報。不然,如果事後江青知道,追究起來,誰也受不了。
於是,維特克的報告,被呈送到周恩來那裡。
此事理所當然使周恩來為難:不同意讓她見江青吧,江青會不高興;讓她見江青吧,說不定會惹出麻煩來。
周恩來寫下了這樣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當時,江青正準備去外地休養,她見了周恩來的批示,又看了關於維特克的簡介。她覺得才三十四歲的維特克,資歷太嫩了點——“不過,斯諾當年去延安,也只這樣的年齡。”江青曾如此說。
於是,她打電話給姚文元,約定翌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一起會見維特克女士。
《紅都女皇》暢銷於西方
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那時幾乎成了江青的專用廳。
當穿著一身連衣裙,顯得年輕又漂亮的維特克,跟江青緊緊握手之後,寒暄不過幾句而已。
江青說:“我非常高興見到你。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副教授,你不遠萬里前來中國,我熱烈地歡迎你!”
維特克說:“江青夫人,我見到您非常榮幸!今天,是我來到中國後最為高興的一天!”
雙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著自己的“斯諾”,恰恰在這個時候,維特克出現了;維特克來中國瞭解現代婦女運動,所獲甚少,正為難以出研究成果而發愁之際,江青熱烈的握手,表明寫作江青傳記這一新課題遠比研究中國現代婦女運動更容易獲得成功。
後來,美國《基督教箴言報》這樣報導:
“江青和維特克女士第一次見面後,維特克女士就認為江青想確立她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所以兩人‘合寫一本書的意念’,馬上形成了。”
據當時在場的外交部工作人員回憶,江青跟維持克見面之後,便這樣說道:
“關於我本人的歷史,從來沒有對外國人講過,你是第一個外國人。”
“我談的都可以發表。”
“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我希望你走斯諾的道路。”
“我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談。”
江青的態度如此明確,當然使維特克深為喜悅。
儘管周恩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維特克見面,就談了六個小時……
既然一個願意談,一個願意寫,談六個小時當然是遠遠不夠的。“合寫一本書的意念”既已明確,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諾”長談。江青要飛往廣州休養,她要把維特克也接往那裡。
周恩來得知,加以勸阻。他透過外交部接待人員向江青傳達:“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
江青大為不悅,說道:“我的事,用不著你們管!”
維特克後來曾回憶說:“跟江青共同度過的一個星期,那是對我非常有影響的一個星期,它改變了我的生活。”
(注:一九八八年第九期《新觀察》,《〈紅都女皇〉作者維特克女士訪問記》)
維特克所說的“非常有影響的一個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原總參測繪局局長張清化,曾奉命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廣州。江青限令他於八月二十五日前整理出“解放戰爭西北戰場情況(包括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還要整理抗美援朝戰爭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況。各種材料要簡單扼要,都要附圖。”
張清化說:
“江青於八月二十五日將維接到廣州,維到後,當夜江青就與她開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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