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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澤東信任。“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在毛澤東身邊。林彪的動態，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所說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這句話當時就是跟紀登奎談的。

紀登奎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被安排住進了釣魚臺。

江青盤算著“組閣”

也許是毛澤東的一種“政治習慣”，面臨一場重大的政治鬥爭，他往往要離開首都北京。他要讓鬥爭的局面明朗化，這才回到北京整肅。“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帶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視大江南北，跟各地領導打招呼、“吹風”。

眼下，他在親自主持了那次批評“上海幫”的政治局會議之後，他走了，離開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漢，下榻於東湖賓館。他的視力越來越差。在武漢，大夫確診他患“老年性白內障”。雖說這是老年人常見的眼疾，手術也簡單，但必須待其成熟才能動手術。這樣，他就不能不暫時忍受視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張玉鳳照料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的專列駛抵長沙。他下榻於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邊的九所六號。那裡原叫陳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裡蓋了一個招待所，叫“九所”，專門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樓。毛澤東過去在九所三號住過，這一回住九所六號。

他喜歡長沙，因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又正是他信得過的華國鋒。那時華國鋒已調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澤東在湖南的一切，都由華國鋒一手安排。這一回，毛澤東在長沙長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離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臨著嚴重的鬥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小宗派”為一方，周恩來、鄧小平以及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為另一方，激烈地鬥爭著。雙方爭鬥，圍繞著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展開：自從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大以來，已經十年了。按照憲法規定，四年換屆一次。如今，已經逾期六年了。

四屆人大已是個“老話題”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澤東就提出準備召開四屆人大。

籌備四屆人大，引發了一場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林彪爭當國家主席，在廬山會議上遭到慘敗，最後以“九？一三”事件告終。

這一次重提召開四屆人大，又面臨著一場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江青取代了當年的林彪，野心勃勃，著手“組閣”，搶奪那幾項重要的職務：

國家主席——劉少奇屈死已經多年，國家主席一直空缺。由於毛澤東明確反對再設國家主席，自然，誰都不敢吱聲。

委員長——三屆人大選出的委員長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歲的高齡老人。江青要讓王洪文取代朱德。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已病重住院，來日不多。江青要讓張春橋取代周恩來。

江青的如意算盤是：毛澤東已是垂暮之人，她將是未來的中共中央主席。這樣，加上未來的委員長王洪文，未來的總理張春橋，中國的未來便是屬於她的了！

她還著手預擬各部部長名單，讓她的一批黨羽、親信去佔領“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紅旗》雜誌，發表梁效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文，借古喻今，把話說得明白不過：

“劉邦死後，呂后和漢文帝以後的幾代，都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並重用像晁錯、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由於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

此處，倘若把劉邦換成毛澤東，呂后換成江青，晁錯、張湯、桑弘羊換成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法家路線換成“文革”路線，那麼，就成了江青“組閣”的寫照。

就在此文發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開四屆人大發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宜的。”

《通知》以黑體字醒目標出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就在這份傳達了毛澤東要“安定”、“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