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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之命。她看見吉普車，不敢上去。倒是東家的親戚說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車。車子進入中南海，她終於見到闊別多年的藍小姐。藍小姐問她有什麼要求。她只是說，不願再當傭人了，希望參加工作，於什麼活都行。後來，北海幼兒園派人找她。從此她成為北京北海幼兒園保育員，幹力氣活，拖地板，挑水，燒水。由於過不慣北方生活，從一九五八年調回上海，依舊當保育員，每月三十多元工資……

自從一九五○年跟藍小姐見過一面之後，她再也沒有找過藍小姐。她也從未在別人面前說起藍小姐。她對藍小姐的印象還算可以——雖然她很看不慣當年藍小姐跟唐納、章泯的關係……

正因為這樣，事隔多年，當她聽說“北京首長想念你”，也就跟著來人應召而去。

經過一次次提審，挨皮鞭，挨棍子，她漸漸明白了“北京首長”為什麼“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跡斑斑的上衣給我看。她說：“我差一點被打死在秦城監獄。在那裡，我流的淚水要用面盆裝！”

她對江青咬牙切齒，再不叫她“藍小姐”、“江青”，而是罵她“妖怪精”！

阿桂頭上被留著的一小撮頭髮，原來是打手們在打她時揪腦袋用的。

向來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頭髮就是在那裡變白的。直到她病得氣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無緣無故被關了七年多——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獄的時候，她已神志不清，嚴重的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浮腫病折磨著她……

她揹著“特務”黑鍋，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結過婚，丈夫也是窮人，在船上當水手，沒幾年就病死了。她沒有孩子。她艱難地獨自在上海生活著。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資，考慮到姐姐在鄉下生活無著落，她還省下一半寄給姐姐，自己只留十幾元——她是一個平凡、堅強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堅信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孫維世屈死獄中

在江青開列的“仇人”名單中，玉瑩是一個，孫維世也是一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灣。毛家灣，北京西城一條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衚衕。轎車拐入一道由軍人站崗的大門，在一個大院裡拐個彎，便見到一幢灰磚砌成的平房。從外表看上去，這是一座很“樸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這座房子，便可發覺奇怪的建築特點：外牆之內，有一層內牆，兩牆之間隔著兩米左右。外牆有窗，內牆也有窗。

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論他在哪裡建造行宮，都是這個模式，據說是為了隔音，也為了安全。

江青來此，為的是跟葉群談“交易”。如本書第一章已寫及的，江青對葉群說：“你替我拔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江青歷數自己的仇敵，除了鄭君裡、王瑩，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的女導演孫維世。

關於孫維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敘述非常清楚：

“維世是革命先烈孫炳文同志和延安時代的‘媽媽同志’任銳的女兒。孫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於這個關係，孫維世的胞兄孫泱擔任了朱德秘書），也是周恩來同志的戰友。早年孫炳文同志參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與朱德同志去歐洲尋找馬列真理，經周恩來同志介紹，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歸國後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在廣州黃埔軍校工作。周恩來同志離廣州時，讓孫炳文同志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併兼任總教官。北伐時，孫炳文同志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後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黨組織命令從廣東經水道赴武漢，中途，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由於漢奸褚民誼告密，船抵上海時，他被蔣介石特務和法帝國主義巡捕逮捕入獄，蔣介石密令速將這位著名的共產黨人處決。一週後，孫炳文同志被腰斬在上海龍華特務處。烈士臨刑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任銳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輩。她參加辛亥革命時，來往於平津之間，為同盟會運送軍火，身懷著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臨時政府大門前和革命群眾一道，同荷槍實彈的反動軍警搏鬥，腹部被踩受傷，堅持戰鬥。孫炳文同志罹難後，任銳同志堅持地下工作，繼續和階級敵人作鬥爭，歷盡艱難險阻。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和三個子女（孫泱、孫維世、孫名世）先後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隱蔽在國統區，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撫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