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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被捕的危險，何況在上海又無法接上組織關係，於是決定和江青迅速離開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單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啟威帶著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黨組織當即要她離開“晨更”。經過陶行知以及陳望道夫人蔡葵等社會關係介紹，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鄭裕志的幫助，徐明清由該會勞工部介紹到上海浦東工作，去主持該會在那裡辦的一個女工夜校。浦東與上海繁華市區（即浦西）隔著一條黃浦江，那裡像北新徑一樣冷僻，徐明清在那裡安身……

和“阿樂”接頭時猝然遭捕

黃敬和江青來到了北平。

黃敬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又去中國大學旁聽《資本論》，講課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教授。李達自一九二三年脫離中共，但仍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教學。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黃敬一起，也去旁聽李達的講課。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當時她每月只有七塊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錢只夠吃鹹菜、饅頭。只是她沒有說及她做的是什麼工作。

幾個月後——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間，徐明清聽說“李先生”又從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為江青當時用“李鶴”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為什麼又回上海呢？原來，她跟黃敬到了北平之後，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對，在經濟上不予幫助。黃敬只能從姐姐俞珊那裡要到一點錢。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於是，獨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學團”，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裡了。藉助於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到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女工夜校裡當教員，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裡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

江青也去浦東，在徐明清那裡的女工夜校當教員。這時，她化名張淑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還不是“旗手”，還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緣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戰鬥的五十年》一書，寫及江青當年在上海的情況。這本書是上海捲菸一廠（原英美菸草公司）廠史，其中《永遠割不斷的聯絡》一節中，有這麼一段老年女工的回憶：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歲的時候，浦東女青年會辦了一個平民夜校。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們排戲和唱歌，徐老師（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請了一些內行的同志來教我們。教唱歌的藍蘋同志（引者注：此處可能回憶者的記憶有出入。據徐明清回憶，當時江青用”張淑貞“化名，稱”張老師“，而”藍蘋“則是江青進入電影界之後才取的藝名），每星期來二次，總是準時來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們之前，先要自拉自唱兩遍，她那婉轉的歌聲和悠揚的琴聲，真使我們聽了發呆。”

“過了一些天，熱心為我們工人服務的藍蘋老師忽然不來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師面帶愁容，悄悄地告訴我們說：‘藍蘋老師被捕了，現在正關在監牢裡受反動派的折磨。’我們聽了這個訊息，感到無比的氣憤。”

關於她的被捕，江青是這樣對維特克說的：

“唉，我在上海乾革命真不容易，驚心動魄！”

“有一次，我在兆豐公園附近，那裡是別墅區了，靠近郊外。忽然聽到後面有罵聲，一個警察突然往前跑，這時我被兩個工商打扮的人架起來，離開這條路，到一個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當時穿朋友送的絲絨旗袍，罩藍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時意識到被捕了，我大聲喊救命，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趕快把我弄到野地裡，一個人叫我快走，另一個人出來說好話。一個裝紅臉，一個裝白臉。前面是水田，我裝倒下了，把口袋裡的東西吃到肚裡。這就什麼證據也沒有了。到警察局，聽他們打電話，說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牽連的……

“我被捕後，裝著什麼都不懂。後來知道有個女的叛變了。她的丈夫先叛變的，有名的黑大漢，他認識我，知道我是地下黨員。他當叛徒後騙他的妻子，出賣了黨的檔案，有一天特務提審我，我又裝著大哭大鬧。忽然一個巴掌打了過來，我回頭一看，正是那個黑大漢……”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地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使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這位小夥子會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