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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的俄羅斯比起來，缺少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從思想上重視科學的興起及其對歷史將會產生的影響，從制度上為這種科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僅此一點，分野判然。當時，西方世界對這個方向的認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學院”正是於此數十年間在歐洲紛紛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設立彼得堡科學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支援下，法國已經成立了“皇家科學院”，以研究語言、文學、藝術、科學為宗旨。先後來華的傳教士洪若翰、白晉、張誠等人都與這個皇家科學院有各種聯絡，也正是白晉將這一機構向康熙作了介紹。然而，意味深長之處在於，一個像康熙這樣態度開明、思想開放，並且本人對近代科學有著相當瞭解和興趣的君主，從這種介紹中吸取的不是應當致力發展本國的科技事業的資訊，而是彙集中外能工巧匠設立為自己賞玩之好服務的機構。熱愛西學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學的傳入，哪怕當時曾有過怎樣的輝煌，僅這一點差別，其在中國的命運與前景就已經被確定。啟祥宮和如意館並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學院”。白晉在寫回法國的報告中可以有意無意地把這一機構說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稱為“院士”，但如意館終究不是科學院，它的存在意義不是從事科學研究，而是滿足皇帝的興趣和喜好，讓聖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帶有科學研究性質的一些製作，如天文、計算儀器等，也還只是被視為可以容許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賞玩之餘，就藏之深宮秘府，不為人知，不為人見，更談不上對科技發展起什麼作用了。現在來回顧那時西學、西技對中國的意義，恐怕除了滿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來的只有那一幅認真測繪的《皇輿全圖》了。

這其實是一種必然。對康熙這樣的帝王來說，容納傳教士和西學，純粹是一種恩典，一種優遇，而不是認同於世界潮流大勢的需要。他對西學和西技的根本態度，恐怕只是“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天文歷算，為王朝定鼎制歷之所需；西洋銃炮軍器，為護衛王朝“百年之國祚”之所需；鐘錶器物，則為聖躬賞玩之所需。這些“技能”方面的東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來的傳教士和思想學術則是有悖聖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的，康熙本人的態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這才是體現他的真意的非常傳神的一句話。

康熙是與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時代的人。這三位偉大的君主都開創了自己輝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兩國其後都走上了世界強國的發展道路，而我們這個老大帝國卻日漸衰敗。其他方面不說，就以科學技術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於1666年建立法國皇家科學院，彼得一世於1727年建彼得堡科學院，康熙大帝則於1690年左右置如意館。法、俄兩國的科學院，後來成為這兩個國家集中科學人才，發展科學事業的核心機構。而在中國，雖然如意館在康熙時還有些百工製作的盛事，後來就純粹是一個畫院，而且日趨衰微。近代科學傳入的盛事留下的是這樣的敗筆，中國人該感慨命運，還是該悲嘆歷史？

經過伍秉鑑的努力，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同文行成為廣州十三行的領袖。伍家所積累的財富更令人吃驚，據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成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接觸英國鴉片商被林則徐懲處，承擔賠款走向沒落

作為封建王朝沒落時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鑑所積累的財富註定不會長久。就在他的跨國財團達到鼎盛時，一股暗流正悄然湧動。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儘管伍秉鑑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由於與英國鴉片商人千絲萬縷的聯絡，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還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而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100萬銀元。也就是在這一年，伍秉鑑病逝於廣州。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