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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的偉大君主怎麼會如此超前地具有這種“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與胸懷呢？細究起來，原來也出於對一次學術公案的撥亂反正。康熙後來自己這麼回顧：“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康熙這裡所說的引發他“自憤而學”的事件就是楊光先誣告湯若望的那樁學術公案。正是在這一事件中，楊光先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句極富民族情感和戰鬥性的口號。雖然作為公案，楊光先很快就輸了官司。但是作為一種文化心態，他可是大大地後繼有人。他的這句話，與後來那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心理和邏輯上都完全同構，堪稱我們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確”特徵的兩句口號。楊光先的原話是這樣的：“寧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而有西洋人，則遲早“揮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積薪之下，而禍發無日也”。現在看來，這位挑起事端的欽天監楊光先，雖然因此而被定位於極端保守反動者之列，在說出這句名言之際，除了個###位功利方面的考慮之外，似乎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對於華夏江山“百年之國祚”深遠的隱憂。利益與忠心、卑鄙與真誠，有時是會攪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裡，這場爭論的更重要結果則是使當時年僅15歲的康熙認識到了解西方科學的必要性，從此他開始了認真刻苦的學習。工夫不負有心人，在張誠、白晉這些洋老師的指導下，皇帝每天夙興夜寐，勤奮學習，從西方數學、哲學、天文學、曆法到炮術實地演習等課，歷時四五年，終於完成了這些課程。作為皇帝，康熙這樣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科學知識，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他在西學上的造詣，恐怕更是沒有任何一箇中國皇帝能夠達到的。洋教師這樣恭維自己的學生：“皇帝在短短的時間內竟然變得那樣通曉，以致他竟寫成了一本幾何書。”——當然，這其實只是皇帝參與編輯、下令抄寫的一部數學著作，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當仁不讓地在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中譯本和別的數學書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學習的成效使得康熙對自己的西學水平能夠如此自信，以至於當大數學家梅文鼎進呈《歷學疑問》時，康熙居然毫不謙讓地表示：“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

不過也正因此，在康熙當政的時候，西方科技的進口，也就比較順利了。西方的機械、水利、醫學、音樂、繪畫等過去只能被視為“奇技淫巧”而遭國人不屑的東西，現在紛紛傳入中國，成了皇室和貴族間的時髦，一時間出現了西學、西藝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還讓傳教士率隊進行全國地圖測驗，完成了《皇輿全圖》這一我國首次在實測基礎上繪製的全國地圖。此圖歷時近十載，繪製精細，測量準確，是當時我國最精確的全國地圖，康熙特將此圖命名為《皇輿全圖》。作為對傳教士工作的嘉獎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國內頒佈了對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勵更多的傳教士來華。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傳教士白晉回法國，帶去了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禮品，並且進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工作。

康熙的這種態度並不是一時的興致所至。其實早在這之前10年，南懷仁就已經看出了這種交流的前景，他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經上書羅馬教廷，請求速遣傳教士來華：“凡是擅長於天文、光學、力學等物質科學的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康熙皇帝所給予的優厚待遇，是諸侯們也得不到的，他們常常住宮中，經常能和皇帝見面交談。”——皇帝與傳教士們交往的大門似乎一直是敞開的。白晉在寫給路易十四的報告中也興致勃勃地說：“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學和藝術的耶穌會士，其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同已在宮廷中的耶穌會士一起，在宮中建立起一個像法國皇家研究院那樣的一種研究院。康熙帝的這一英明設想，是在看了我們用滿文給他編寫的介紹皇家研究院職能的一本小冊子之後就已經產生了。他打算編纂介紹西洋各種科學藝術的中文著作，並傳播到全國，希望能從盡善盡美的源泉——法國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資料。因此，他從法國招聘耶穌會士，就是要在宮中建立研究院。”這一段話曾經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紫禁城裡有過研究院，這是一個多麼值得重視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過“這一英明設想”，我們1834年的世界首富